画画的人叫Salman Toor，萨尔曼·托尔。他住在纽约，比我大五岁，会用粗和短的线，创造郁郁葱葱的区块，显示同志间的社交——加入或者形成社群的倾向，以及在此趋势之下的犹疑——归根结蒂，我们也许并不相连相系。

在柔和明亮的界面里，有种锐利的、光滑的、具备胁迫力的东西。

那东西，是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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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看见它，因为它必定会被目光抓住，也必然会去截获目光。在这翡翠色的世界里，手机之光，绽放变调的绿意，捎带着黄绵绵的东西——生机好像被它聚敛着，同时又被它随意地射出去，射在看它的人的脸上。

我们的脸上，有没有出现投影？

这幅画，名为Bar Boy，吧男。我伸出手指，点点人数——十七——要是没有晃眼的话。

有人在搂抱，有人在睡觉，有人在做性交前的社交，有人单纯只是在那里——又或许，根本不在那里。所谓“生活在别处”，这短语，已经变得很油腻。

我的手机上没有新讯息，所以我才有空闲继续打字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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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这幅画，我想到已经不复存在的，上海最早的gay bar。

在那里，我与一位“一直在看手机的男孩”有了一场对话。我与他，分别只说了两句话。我不会忘掉那场谈话。因为它很迟缓，又很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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