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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2020年11月11日

有几个成人,消失掉了

在市中心开书店的、显得很凶的女人消失了;一位妈妈在家中默默隐身,又缓缓浮现;一对夫妻去了地图上不存在的地方

在市中心开书店的、显得很凶的女人消失了;一位妈妈在家中默默隐身,又缓缓浮现;一对夫妻去了地图上不存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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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中心的巨鹿路上,我见到了皮人P。她是有趣的女子——有时温婉、有时活泼;动静相宜、善解人意。我和她是老朋友,认识了快十年了。

我们沿着巨鹿路往西走,步速很快。我爱暴走。皮人P能根据我的步速,巧妙地变换步速。

此时是十一月的午间。路边走着不上班的年轻人,以及许多成群结队出来午休的白领;好多蓝色或者黄色的小车按照手机上的指令高速移动着,有些骑手戴着兔子耳朵造型的安全帽;有几位,响应了近在眼前的节日的召唤,顶起了鹿角造型的头饰。好像,他们情愿让自己变成动物——变成那类比人类更灵巧、更有耐力、更懂得忍受的动物……(有时,我也会有那样的愿望和欲望。它们不是善念。好在,只是闪念。)

沿街的小店们处在自然而然的状态里:有些有待关张,有些预备开张,咖啡店接二连三地冒出来,但我闻不到咖啡香;潮男潮女们坐在虚掩着的门面里,面色比骑手们健康一些,但也阳光不到哪里去。在2020年,巨鹿路和附近的一众马路一起成为了“网红路”,那是潮人们和那条马路互相沾光、相互揩油的结果……而我,是过客,甚至不会变成路边的消费者……

走着走着,皮人P的面孔转向我,欢欢喜喜的表情随着一阵秋风的飞离而散掉。接下去,她将讲出一则消息——基本上,那是坏消息。

皮人P说:“她消失了。确实是‘消失’。就是说,任何朋友都联系不上她了。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将近一年。

皮人P所说的那个女人,一度在巨鹿路的东侧活动。在某些圈子里,那人有过一定的名声——不见得是好名声。许多人会觉得,那人总是非常凶狠,并且会无所忌惮地、时时刻刻地、露出自己的凶相;还会口无遮拦地评议站在她旁边或背后的人。在本世纪的头一个十年的后期,那人在巨鹿路上开了一间独立书店——我曾进去过几趟。有几次,我意识到她在店内,因为我分分明明地看见:书架的间隙中有个看上去凶光外露的女人。那些时候,这个女人会扫视我一下,再扫视一下我正准备翻阅的书或杂志,就像一个心狠手辣的语文老师准备在一张卷子上画上一连串的红色大叉那样,她的举止中会释放出一股邪门的、又恨又爽的感觉(也许她并无此意,但给我的感觉就是如此。那感觉非常强劲,我记得很牢)。也许,对大多数进店的人,她都会给予这等“礼遇”吧?拥有如此之性情和神色的人,怎么可能经营一家店铺呢?即便,它是书店?

附带一说,那人的书店已经在四年前关闭掉了。我去过那儿四五次吧。某些时候,我会在一些平淡的书中发现一些有点怪的书,但不总是能够发现它们……

有次进店的时候,我刚巧听到她在开骂,或者说,大大咧咧地表达自己对“文化圈”的意见。我记得她在这么说(以下的话语未必符合实况,是我根据记忆中的信息加以演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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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9日

看到了奇怪的罪行

三桩罪行:想住监狱、抛下妈妈的头、顺势勒死儿子

三桩罪行:想住监狱、抛下妈妈的头、顺势勒死儿子

秋天来到前,看到了三桩奇怪的罪行。

其一发生在长江对岸的魔都,其二发生在海峡对岸的台湾,其三发生在我所在的岛上。

我通过三种不同的渠道,见识那些“罪”:1)上海电视台的夜新闻(黄金时段的播报)、2)YouTube上的政论(那边的动静无法轻易地穿墙而来)、3)岛上的法制宣传片(区级电视台的小栏目)。

第一桩罪有点像是滑稽戏。它是“很安全的“罪”——在它运作的时候,肉体没有感到痛苦物体没有被污损。

然而,“罪犯”却被判了两年零三个月的徒刑。

后两种罪,是很残酷的:砍掉了一个人的脑袋,勒紧了另一个人的气管,终结了两个人的性命。杀手和死者的关系很不一般:儿子砍杀了妈妈爸爸弄死了儿子

但是,那个儿子没有获罪,那个爸爸也被减刑了……

将三种罪并列起来时,我感到有点晕乎;而在回想独立的罪行时,紊乱感就会减低一点……

是不是这样:事情被孤立起来看待时,似乎总能得到一些说法,找到一些说得通的解释,而一旦交错起来看待,不同的说法和解释就会缠结在一起,进而扎住心眼——别扭的感觉由此而来。

下面简述三种罪行的轮廓——荒谬而惨淡的轮廓。

*

罪行一:要去监狱的女人如愿以偿,然后反悔

在青浦区(上海的市郊),年过半百的退休女子在金店里看货,请男服务员取出两条链子。

探头录下了此后的一分钟,那会是犯罪的全过程:那女子拿起金器,跑到店门口,此时服务员冲出,将她截住;她束手就擒。

犯罪行为,做算完了。

东西没被抢走,女人去警局自首。然后,她被判刑:蹲班房两年零三个月。

犯罪者在庭上说:(我)没有固定居所,想住到监狱里去。

电视上也出现了审理此案的女法官。她比较年轻,从容地向记者介绍:“了解下来哦,她是有退休收入,也是有积蓄的。(她)到市区住了五星级酒店,一共住了一个多月,把三十万积蓄全部花完了……”

电视上的信息差不多就只有那么多了——想要改变生活,住进豪华酒店,一个月花完了积蓄,感到接下来没有住处,想住进监狱,这就开展了必然被立即拿下的罪行,此后“如愿以偿”,住进监狱了。

晚间新闻的播音员说:经司法鉴定,犯罪者有完全行为能力。

并说:她感到后悔。

那时,画面上再次出现女犯。她面朝镜头(不面朝的话,也没什么差别,因为她的脸上只有一团浆糊状的斑块)讲出如下意思:进入监狱后,发现现实和想象中的有差别,所以后悔了。

她的语速很平稳,所说的信息虽然总体上很荒唐,但细节上却非常符合逻辑:因为感到“现实和想象有差别”,所以才后悔——监狱生活不如自己的预期——并不是因为犯罪行为本身而后悔。

我上网搜寻,在另一段新闻里看见了相同的报道。

但是,后一段的报道中增加了一层关键信息。播音员说:犯罪者患有一种叫做“恶劣心境”的疾病,但她仍然具有完全行为能力。

“恶劣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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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21日

如何安全地跳?

少女写完作文后,也结束了生命;要检讨教育机制,而不要建立“正能量乌托邦”;1990年代的“儿童邪典”让我感到过振奋和喜悦,也让我不爱作文,而爱写作……

少女写完作文后,也结束了生命;要检讨教育机制,而不要建立“正能量乌托邦”;1990年代的“儿童邪典”让我感到过振奋和喜悦,也让我不爱作文,而爱写作……

1:社会新闻——现实中的女孩坠楼身亡

十来岁的女生写了作文,谈“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启示。女生的意见是:社会复杂,有些人擅于谄媚,内心阴邪,大家应当具备慧眼,别上他们的当(当然,女生的原文里没有“谄媚”和“阴邪”。其一生一世的词汇量比较有限,小小的脑子,无缘存入这两种成人的词眼)

写完作文后不久,女生就跳下了教学楼,未被救活。坠亡的原因是:语文老师用了比较多的红墨水,对那作文开展批评,并且当堂对女生本人进行批判,称她在应该传达“正能量”的文章里,露出“负能量”。语文教师教训完了,又命女生重写两篇。女生抗命,决定让自己的“命”飞入空中。

女教师的糟糕和歹毒,不限于把语文课搞成政治课!

据事后的深度报道来看,女教师很有可能对那女生记恨在先,主因非常庸俗,涉及到钞票。长话短说,那女生没有参加女教师“私授”的“补习班”。也就是说,女教师预备照着计划生财,在家弄好了罗网,让学生们各个投入进来,但女生没有如其所愿地给老师送钱,所以女教师骤然发作,动用权力(在社会运作中,那是极端小的权力;在面对少女时,是某种极权),折腾无邪少女,致使一位小孩死不瞑目。

这教师要是有点良知,需要找点方式谢罪——我希望她活在孩童亡魂的影子里。

但是,许多人已经泯灭了善恶观念,拆掉了是非标准,善于用捣糨糊的方式,给自己找到理由、编出故事……逼死小孩的女人也许会认为:自己的训斥和他人的死亡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不但无需自责,反而要笑那女孩太幼稚……

恕我用比较大的恶意与冷感,来揣测那位面孔被打上了一堆重度马赛克的语文老师。在我的学生时代里,遇到过有点意思的教育者,也遭受过一批逻辑有问题、擅于运用政治思维、颇为自以为是、动不动就弄权、性情却又相当不稳的教师……

*

事件大约如上。它在我的脑子里盘旋了一阵,引出问题如下:

  • 所谓作文,到底是什么玩意儿?是语文训练,还是扯谎练习?写作文的过程,是在形塑思想呢,还是摧毁主见啊?写作文,是否是一种“催眠”——让老师和小孩都恍恍惚惚感觉到一些东西,并自动确认那些东西——整个社会里,存在多少类似的催眠机制?
  • 《西游记》的篇章和其他许多文本一样,是不是早就被改造得不成样子了?本社会的一切文章,是否都已经是某种宏大思想的“副本”了?(须知,《西游记》原书中的孙悟空绝对不是动画片或电视剧里的那位——面目、性情与行为,都有差异。)根据“副本”,再造“副本”,让娃娃不断操演宏大思想,这究竟意欲何为?
  • “正能量”是什么鬼?女教师心中的能量如何度量?那女人,和那女娃,谁有假面,谁该死?(是否要用火眼晶晶检查一下?还是说,大家心知肚明。女教师自己也早己了然,但她擅于催眠自己?)
  • 小学语文课,难道需要补习啊?到底在补什么啊?女教师是想在业余时间继续奉献,还是加紧印钞?
  • 私恨升腾时,是否就可以弄权了?有什么机制可以制约教师的“权力”?
  • 学生——无论年龄几许——是否应该尽速了解以下事情:
    • a)当教师的家伙们,未必非常高明——他们可能是因为自身才智过分有限,干不了其他事,才做了教师——在本社会里,对小学教师的任用确实比较随意,也许本科念完,无论好赖,都可以去充数了……
    • b)教师的权力有界限,可以拒绝教师,不必以命相搏。
    • c)语言和文字,事实上都是“虚”的东西。对于“虚”的东西,我们应该用更有主动性的方式去面对。
    • d)有些同学喜欢不被老师喜欢的孩子。所以,无论是老师的乖娃,还是擅于抗命或者玩世的孩子,其实都可以免受同龄人的压力——可以找到伙伴。
    • e)命,也许不会换来什么。本社会中的麻烦太多,飘飞的命来不及抚顺它们。但未来,定然可以有机会改动之!要学会保命,并用更明智的方式抗命!

我又想了想,认为小学生不会明白上述的abcde的。

定然不会。许多大学生都搞不懂上述的abcde吧?

大学毕业后兴许也会稀里糊涂……甚至有些稀里糊涂的大学毕业生误打误撞地去做了教师了……

2:童书被审查——故事里的小孩自带安全气囊

女童坠亡已有几天了,亡魂尚在中阴界。后续的处理到了何种地步?家长与教师如何面对面?

我不曾追看相关新闻(也许相关新闻已经被“不可抗力”压制掉了)。不晓得这几天里,那位勤奋补习(“挟持学生”在家“印钞”),以写作文来惩罚孩童(用正能量浇灌祖国的花朵)的成年女子(其心智不一定成年),是否肯为自己和孩子的魂灵做做祈祷?(她明白祈祷这个词语的意义吗?要不要去查一下词典啊?世界上的许多语文老师,其实不太明白中文的含义。)

倒是在前天(20年6月19日)的电视新闻里,见到了“比较离题”的“延申报道”——播音员字正腔圆地讲:“许多童书中含有毒素,不是读物,而是‘毒物’;书中会对‘自杀’等行为,进行不恰当的描述……望出版方不要为了利益,仓促出版;敦促有关方面尽速制定相关法律,为未成年人制造堡垒!”

这新闻让我不太舒服……

*

“女孩之死”在社交网络中引发了什么?且不去谈(我也不怎么看那方面的社情民意,认为其中亦有蛮多不自然之处)。本节要说的是:在作为公器的电视传媒里,具体的死亡事件所触发出来的,居然不是其他,只是对于童书的审查吗?

这种让实质性的问题匆匆滑过去;将新议题歪歪地、且高高地悬起来,继而大而化之的“议程设定*,是太熟悉的“套路”了…

公共媒体似乎想尽速地灭火,去把舆论的视点从“教育体制内部的毒素”上移开,转到“童书市场的毒素”上去……为什么不可以追踪讨论“教育之恶”?为什么要用一些老生常谈的问题,来变更公众的视点?

* “议题设定”是传播学概念。指大众传媒通过左右报道的方向,以及报道的数量,对一个或者一些议题进行强调。这可能会改变公众在自发状态下所形成的,看待事件的视角……

如果跟着公共媒体的“议程设定”走,不少男女老幼会在脑中建立起不当联想,以为那位跳楼的女孩之所以跳下去,不是因为遭遇了不对头的语文老师,而是因为看错了“童书”……

“议程设置”可以是非常可怕的操弄,在社交媒体时代,这种操弄已经锋芒大减,但在我们的社会中,社交媒体本身也在“被设置”的范畴内……(这里说来话长,我也不敢详述……)通常,我不想跟着“议程”走,我知道记者和编辑们会挖空心思,故意制造一些存在争议的,和主要议题浑身不搭界的其他议题,来让公众的思维绕圈圈。

但这一次,我决定试着犯难,也去绕一下圈圈,再把圈圈本身拆个稀巴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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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18日

突然觉得,我在我国的边缘

在游轮码头和纪念塔的中间,好像被卡进了一道浮荡着的缝里

在游轮码头和纪念塔的中间,好像被卡进了一道浮荡着的缝里

从我所住的小镇去上海那边,可以坐车也可以坐船。

觉得自己被卡住的感觉,是在水路的尾端上晃荡出来的。它忽然浮现,让我发现自己身处边缘,并且难以自如地移动。我要说说那种“被夹逼”的感觉。

但在袒露它之前,容我描述一下车程和船程。

你会感到:从岛上去“大陆”的行动是有一点复杂的。

*

先说坐车的旅程。

车子先要在崇明岛上行驶一个钟头,从岛的胸口开到岛的脚跟那儿(从地图上看,崇明岛形如巨大的蠕虫,斜趴在上海的头顶上,经年累月地吸收长江的泥沙,缓缓悠悠地涨大)随后开上跨江大桥,进入穿越长江的第一个阶段。

桥长16公里。在其末端的附近,有一排巨型的风力发电装置,定睛看去,会感到一股徐徐运转的梦幻感,甚至被机械催眠——纯白的三叶体承受虚空的涌流,将宇宙间的能量腾挪为人工的东西……

但不会有机会定睛,因为除非车子抛锚,否则不会在桥上定住。咱们的目光必然飘忽而过,甚至比风速更快——异乎寻常的装置立即被抛在脑后,与旅程上的一切景观一样……

此后,车子会在一个盛产难吃的橘子的江中小岛(长兴岛)上登陆,该岛比崇明岛小很多,形态类似,也由泥沙冲积而成。几分钟后,车子越过小岛,钻到水下,下潜几十米,在S形的越江隧道里奔驰八九公里,那是穿越长江的第二个阶段。

隧道的出口,位于“浦东新区”的某处,周边荒芜,缺乏人烟也无充沛的绿色,但已经有地产开发商在那边动工——它们不会放过任何要道,不断折腾上海滩。

驶上“大陆”的车子得再次穿江——黄浦江——它在部分上海人的脑中制造出“浪奔浪涌”的旋律和节奏,但却不被我看在眼里,因为它实在太瘪了,无法和长江比,一下子就穿过去了。

此后,车子开入了又粗犷又文雅的“杨浦区”(那儿有许多失去了功能的厂房,也有复旦和同济),最后在盘结着高架桥的交通枢纽站里(在汶水路那儿)停下来。

全程需要花费两个钟头。

坐船的话,情况会单纯一点。

首先进入小镇上的码头,然后坐进密闭式的船舱,等四十多分钟,忍受发动机的轰鸣,间或瞥几眼难免会看到的船上电视(那里面的节目笨拙地融合了商业广告、司法机关的警告,以及关于爱岛和爱国的宣教片),不久就靠港了。

对岸的轮渡码头位于“宝山区”,从那儿再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大巴的话,就会抵达魔都的中心。

*

去往上海的渡船就将靠岸时,你会从舷窗之中见到一些东西,即便你已无数次地搭乘轮渡,但对部分景观依然熟视无睹。

这一回,有两种景观分别呈现在一左一右的舷窗外。你在微微摇头的时候,一并留心到了它们。突然之间,你的心中出现了恍惚感,有一些神经信号掠过了脑海,将两种景物所激发的象征性的意义并联了起来。

你感到,自己被那两种东西夹逼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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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17日

妈妈恨棉花

妈妈不恨别的,只恨棉花。我不知道她那么恨它

妈妈不恨别的,只恨棉花。我不知道她那么恨它

妈妈爱半死不活的花,即被人摘下来的、没了根的花。

看见长在地里的鲜花时,妈妈不会展露欢喜的表情,因为妈妈爱干净,不想惹尘埃,难以喜欢和泥土紧密相关的事物。可是在1980年代里,从农场出来的妈妈一时迷乱,没有返回缺乏泥土的魔都,而是嫁给了爸爸,入住上海人眼中的“乡下”,待在农田附近的小镇,此后没再搬迁。

出嫁那会儿,妈妈获得了一把摸起来硬邦邦的花。它们是杂色的,形态各异,甚至含着一朵状如郁金香的白花——单挑出来的话,倒是可以拿去追悼会上派用场。

那把花,被插入花瓶,陈列在我家梳妆台边上的玻璃柜里,旁边搁着瓷制的骆驼。据爸爸说,那骆驼模仿了出土文物“唐三彩”的模样。日后,我在美术课本上发现了它的同胞,并略略感到,它很不吉祥。

小时候,我可以看见那些花,也常常注视那骆驼。那些花是不朽的塑料制品。而“唐三彩”的原型是坟墓里的陪葬品,带着一股死气,不会凭空解体。古时候,“唐三彩”不会出现在活人的视觉中,除非那位活人是个苦恼而专注的匠人。

“塑料花”和“唐三彩”都曾盛行一时,主要用于布置婚房,承托了一代青年的审美——当时的社会,就是这样,刚刚从灰黑中爬出来,青年们的视野还很逼仄,尚不知道有些东西是有毒的,也不知道有些东西代表了死亡……

十几年前,家中的“唐三彩”被爸爸失手砸烂,当时妈妈好不懊恼,而我只觉得“碎碎平安”。至于那些塑料花,一直被爱囤积的妈妈呵护有加。她甚至弄了一张塑料纸,严丝密缝地罩上去,防止尘埃透过玻璃拉门的缝隙玷污花朵。我已讲过了,妈妈是爱干净的女人。她恨尘埃。

八九年前,在一场振奋人心的家庭大扫除中,妈妈发狂地拖地,拼命地挪柜子,而爸爸如孤狼一样在堂屋里转悠,时而发出咒骂。当时妈妈下了狠心,要移除那份固结在那儿的、蒙在罩子里的回忆了。但行动前,她仍然犹疑了一下——她捧着那把塑料花,走到我的面前,恳切地问道:你要吗?这些花还是很好的,放在你的房间里,是好看的……

那个时候,妈妈的脸被上世纪的花朵罩着,样子虽然不能说丑怪,但也绝对不美观——兴许,那些假花挡住了她的眼泪。

我怎么可能收下那些花呢,我讨厌白色垃圾!更讨厌动感情的父母!

不等我发言拒绝, 父亲就冲了过来,怒目圆瞪,如同扑食,向母子二人一并喊话:马上扔掉!不要再发痴了!

那个阶段,父母常常大吵,闹得不可开交。——那是她和他都想扔花的原因吧?

*

这个世界上,会给妈妈送花的人是非常少的。基本上,除了那些塑料花,爸爸没有给过妈妈其他的花——反正我没见过。

前年的秋天里,我动了傻乎乎的念头,亲手采了一朵花(从植物学的角度来讲,它不是花,而是蒴果),将它送给妈妈。

我认为那花与众不同,相当素朴,有点萌,具有“不坏”的品质,可以长期保存,还是多功能的,并且看着很是纯净,一旦惹上尘埃的话,就会变色。

我认为那花可以让妈妈快乐几秒。我想错了。

妈妈见到那连着枝带苞的花朵时,不曾露出特别的神色,也没伸手碰它,只是“哦”了一下。我便将它搁在摆放杂物的桌子上,然后不管不顾,认为它会自行消失的——爱清洁的妈妈会在看腻它后,不声不响地扔掉它吧?

几天过后,那花仍在,一动未动。又过了几天,妈妈过来,凝重地问我:这花,我现在可以扔了吗?

她问得过分冷峻。平日里,她可不会用那种声音发言。

妈妈停了几秒,慢慢说下去:你不知道,我很讨厌棉花,那是我最最讨厌的花了。看到它的第一眼,我就反胃了,要呕吐。我以前摘了太多棉花了……你不知道摘棉花有多苦!

这辈子里,我不想看见棉花。——妈妈这样讲,语调超然,从容不迫,令我发怔。

一般情况下,妈妈总是一惊一乍,会一边动情一边按捺,而在棉花面前,她变得冷酷了,更像一位成熟的,外国小说里的妇人了——懂得让情绪缓慢地渗出,晕染周遭,而不重新伤害自己。

棉花吸收过她的汗水;棉花饱蘸着她的青春热血……这些,我当然一点也不晓得。妈妈不是喋喋不休的人,她只爱惊叹和叹息,并且在相当多的时候懂得咽下好多口气。

而现在,我已经知道了,妈妈是恨棉花的人,此恨绵绵。

她甚至要把药瓶里的棉花塞子早早扔掉。

*

二零一九年十月中旬,在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季逼近之时,我又见到了活生生的棉花。我是在“甜芦粟”(高粱的变种)和荞麦的边上遇到棉花的。那些甜芦粟长得高大,会形成屏障,遮住后面的楼房,而荞麦的小白花特别密集,在阳光之下有点晃眼,至于棉花,则比较得不起眼——尤其是,只栽种了几丛的时候。

那些棉花的白花既被大叶子遮着、也被“花苞”裹着,没有完全绽露。我见了它们,心中多少有点惊喜,如同小孩子见到小鸡小鸭一般(我对棉花没有恨意)。我扯下一朵,感到新鲜的棉花和药瓶子里面的棉花毫无二致。

2019年10月14日,我摘了一朵棉花

我家无田。平日里,我会到附近的乡间骑行或者暴走,此间,能看见各种庄稼——它们过快地转换,常让我短暂地欢喜起来,但无法长久地鼓舞我,更让我感到时不我待——我总待在家里,这里面有种苦闷和压抑——虽然我不断自我调适,但偶尔地,还是觉得自己不如植物……

想要看见的棉花的话,其实不很容易。小规模的种些棉花,或许不符合经济的规则——假如稀稀拉拉地种些辣椒啊、茄子啊,还好给自家添加一些食物;而棉花之类,到底价值几何?

我查了一下“中国棉花网”,看见棉花的全国的均价是5.28元/公斤。

少女时代的妈妈,曾弓着身子采摘棉花。她要搞上多久,才好攒满一公斤?她面对的棉花地一定很是广阔,可以让她和其他姑娘长期操劳下去……如此这般,一公斤又一公斤地干着。能换得什么呢?基本上,什么也得不到吧?

那是一种趋近于义务性的劳作,是某种混乱状态下的安置,是一种大规模的消耗。也许,那也是对青春的戕害。有人说,青春是可以虚掷的,那是糊涂的、狠毒的话。

妈妈不恨别的,只恨棉花——水稻也讨厌,但还好,棉花最坏!至于麦子,妈妈是会留念的,因为她不曾服侍过麦子,反而在入地劳作之前,将一勺勺“炒麦粉”视作人间美味。

采棉花的季节来临前,妈妈的“炒麦粉”往往已经吃了个精光——外祖母给妈妈做了“炒麦粉”,放进她的行囊。妈妈把“炒麦粉”背到了农场里,打开来,好香好香,同宿舍的姑娘你一勺我一勺。

“炒麦粉”立即消失了,而棉花鼓涨了起来。妈妈将去受苦,她将恨棉花——不恨别的。

*

我找到了一张带有水印的老照片。其前景是棉花,以及塞满了棉花纤维的麻袋,后面站着十个少女,几乎都在笑。少女的胸口,都别着徽章,徽章上的大人物一挥手(或者一翻掌),指挥(或者喝令)她们进入农村。她们无力抗拒,只好笑对人生。

其实也会哭的。

1970年,河南农场中的采棉少女

但笑的时候,确属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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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29日

世纪末的十月一日:看见了什么?

二十年前的初秋,和现在差不多。我仍然会看阅兵仪式——对此毫无办法……

二十年前的初秋,和现在差不多。我仍然会看阅兵仪式——对此毫无办法……

1999年10月1日的清早,我的视力继续缓步变差,不让我看电视的妈妈在水龙头边左右开弓:一边搓洗内裤,一边冲淋蔬菜。她的目光很是明亮,向四面八方散射开去,没有近视。我避不开她。她总在监控我,这颇为麻烦,是跨世纪的爱和病。

一直以来,在她身边躺下后,我简直不敢畅快地做梦:怕妈妈听见梦话之后,去分析和研究其中的隐情,那会使她满心惊惶(我们母子俩,总在人吓人,我的一切“隐情”,都让妈妈感到不对劲,她不理解我的“爱”,不认同我的“恨”)。妈妈十分脆弱,心灵虚薄,尤其是在上世纪末。二十年后,她的胆子变老,血管壁增厚,目光发花——世界对她来说更似雾中花了。(以前,她试图费劲地看花;现在,她只欣赏迷雾,并感到,后者也很耐看。)

1999年10月1日的上午,电视上会放出一些振奋人心的东西,天南地北的许多儿童会和父母一道等待,在第一时间里,感受到“小家”和“国家”间的“共振”。而我的妈妈对男性化的排场没有丝毫的兴趣;我的爸爸虽然酷爱操弄机械,却一点儿也不喜欢观察武器。所以,他俩在十一的清早行动如常,无悲无喜,不卑不亢。妈妈继续洗涤,间或抬头看我;爸爸则开始劈柴,再去预热灶台。

他们没有打开电视机。而我不能擅自启动它。那是大忌。妈妈不准我看电视,每次擅自开动,她都要狂叫。而爸爸则认为:人最好什么东西都不去看——那样,心情会最舒畅。

有时候,爸爸还会这样这样认为:儿子偷偷开启电视,是为了看那里面的女人,如此简单的冲动,应该予以体谅,毕竟儿子已经12岁(爸爸错了,我对女人无感)

好在,整齐划一的震动,对幼小的我其实不具引力。所以看不看阅兵典礼,对我来讲并无所谓。

我一直很恨广播体操,并感到所谓阅兵,无非是集体体操的无限增强,所以“恨屋及乌”。但我对“眼保健操”没有意见——每回揉眼,总感到心旷神怡,会在脑中上演剧集,随乐音编造朦胧而多情的故事。

比如说,在“揉天阴穴”时,我会“看见”远处的景象如手卷被展开,感觉希望在田野上、自己在大道旁;“挤按晶明穴”时,轻灵的律动却教我感伤;“揉色白穴”时,我沉浸到最好的游戏时光,仿佛缩回了学龄前年代,鼻梁骨变成跷跷板的支点,眼间的皮肤成了橡皮泥;“按太阳穴轮刮眼眶”时,先前的“手卷”回卷,后期的弦乐齐鸣时,我会感到绝望:如此短促的,不受控制的幻想,又一次,不得不涣散……

“眼保健操”真的不坏,但它对视力没有多少帮助,只刺激了我的想象力。不知道别的小孩怎么想?也许别的小孩一边做操,一边冥想(什么也不想)

世纪末的我,的确想看动画片,比如《魔神坛斗士》,或者《美少女战士》, 然而在阅兵的时候,卡通世界需要遥相呼应吧?那些英雄少年和变装少女都要稍息吧?一切的频道都会修改节目表,使荧光屏的声像均一化吧?电视上,会充斥着呼号的声音和红领巾的颜色——想必没有别的了?

世纪末的我,略微如此地想了一番,感到内心已经安定,并且继续想下去:在“国庆”五十周年的时候,我真孤独啊,远方的喜悦和我没啥关系,老师甚至没有布置一篇主题为“爱国”的周记(当年的语文老师和政治老师还是两个人?);而近处的监控(来自妈妈)却不会解散……

如此,我的念头触及了终点,转化为了行动:看来,我只能独自出去玩一会儿了……

于是,在妈妈聚精会神地处理内裤上的斑痕,爸爸的面孔被烟灰和火焰遮拦的时候,我溜出了家门。

十二岁,本命年,念初一的我,会在那个早上暴走一下。回家路上,我会听见从千家万户的窗口飘散出来的,嘹亮的声音。到家后,父母会招呼我做一件事情。

那是很无聊的事情。等一会儿,再说那事。

我想先多谈谈“眼睛”——那比较好玩。上个世纪,我的眼睛首先败坏了,一蹶不振,越来越坏,不可逆转地完蛋了。我用很坏的眼睛,看见了一些深渊中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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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末期,针对我的眼睛,妈妈开展过旷日持久的、毫无成效的抢救战。

她让我佩戴类似游泳眼罩的气压式按摩仪(摘除时,眼边的毛细血管会破裂)、为我滴入眼药水(核心成分是“珍珠粉”)、给我烧煮宁夏枸杞(放入菊花,有的很白,有的很黄)、逼我站在门槛上努力眺望远方(她觉得那样就是眺望)、领我去接受电击治疗(用如同SM道具一般的设备在眼周点触或轮刮,据说痛到哇哇叫时,效果最佳。如今想来,那时候的治疗者肯定是骗子,并且有着娈童的癖好)、禁止我看《北斗神拳》和《圣斗士星矢》(作为补偿,她给我买了数盒“鞠萍阿姨讲故事”的磁带,里面的内容很是无聊,故事的主角往往是没有杀伤力的家禽和宠物)

1999年初秋时的妈妈,对我的视力尚未绝望(她才四十开外,对世上的诸多事态都有期盼,但已被迫下岗了)。即便我已离不开眼镜,她还是会念叨一句话。那话如同咒语,从妈妈的嘴边反复落下:“离开电视,否则,你会变成‘睁眼瞎’!”

妈妈歪打正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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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10日

吸“冰”后的谈话

一位搏击者,遭遇了一对藏着“冰”的母女;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带有“印记”

一位搏击者,遭遇了一对藏着“冰”的母女;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带有“印记”

1:搏击者

“什么时候听到你的节目的?那时听到的内容现在还记着。 你说,有个小孩杀了人,是第一次杀人。回家时,他的裤管沾了烂泥,父亲看见,不声不响。原来提心吊胆的小孩感到了解脱,不再羞愧,新的体验直冲脑海:原本高大威严的父亲变得矮小了……那一期的节目名字叫什么?就叫‘第一次杀人’吧?”

“……我不记得自己做过那样的节目。”

“不可能,是你录的,也是你讲的,怎么会忘掉?”

“记忆就是这样,变来变去,会无中生有——你会记住一些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那时候,微信那头的他不响了。

但,只有两秒的静默,随后语音对话继续。前面的“悬疑”被他撂下了,没有对质和争执。或者说,他忽略了我的话,滤去了不必要的麻烦。

接下来,他会说些别人无从质疑的东西——有关身体的感觉,以及内心的体验。两天之前,他使用了冰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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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4日

玩世不恭的人,在玩什么?

2019年9月第1期《经济学人》上的一篇报道,以及“人生学校”出品的一个动画片

2019年9月第1期《经济学人》上的一篇报道,以及“人生学校”出品的一个动画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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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4日清早,台湾地区的某个无线电广播台(很“蓝色”的电台)已经把新鲜出炉的直播节目转录下来,上传进了“油管”了。我打开它,听那每周一回的《经济学人》杂志评说。

上早班的主播叫陈凤馨,是位崇尚理性、擅做政经分析(十分正经,缺乏幽默感)、习惯以砸吧嘴来回应来宾发言——时而发出啧啧声、对大陆相当亲善、价值观未必很对我胃口的女士。

她的节目,主谈经济、管理方面的议题,也会搞点花边,比如请来音乐学博士,听对方陶醉地评说那些尚未发生的演奏会——所谓“当月古典乐看点”之类。周三时,有个常设单元:陈女士会请出丁学文——人在大陆的,金融圈的管理人,请其介绍最新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

来宾认真介绍,主播再做精当品评,那是相当优雅的节目形态,且是实打实的直播哟——此岸,恐怕没有此类形态的公共广播,反正我没听见过。

丁学文会谈一些焦点文章。他会将之预先翻译好,再在节目里念出来。

他的声音,给我温文尔雅的感觉。

他会谈封面主题,以及关于大中华地区的报道和专栏。每一次,他都会让听众留心杂志封面。

像是给盲人介绍一般,丁先生会认真且逐渐地,说出封面上都有些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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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9月第一期的杂志的封面是这样的:

大字标题你已看到,或许不必翻译出来,你可读懂。

那里面含有这边不太容易谈的东西——D字开头的那个。

封面上的“羊”,占据山顶。

它凝望前方,目光不善。你再定睛再看看它,也许会心头一颤:它不是“羊”,是披着羊皮的狼。

它已得逞,刚刚进食,边上有具尸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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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22日

从柜子里,到台面上

从90后美国青年的“餐桌”,到意大利男人的激进实践,到我的室友的疑惑,再到白先勇的朋友的压抑、孤独和自由……时代在变化,一些地方,可以变得朗然……

从90后美国青年的“餐桌”,到意大利男人的激进实践,到我的室友的疑惑,再到白先勇的朋友的压抑、孤独和自由……时代在变化,一些地方,可以变得朗然……

这是《我的一餐》(My Meal),2019年里完成的画作,创作人叫Louis Fratino,是1993年时出生的小伙,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工作和生活。

路易斯的餐桌上,有两块煎蛋和一片面包(边上摆有香料植物,以及一颗小番茄)、一碗酸奶或者麦片粥(含有红色浆果),外加一杯咖啡(好像没加很多牛奶),它们合在一起,是寻寻常常的、朴素的很的早餐。

食物同餐具,只占桌面的一小块,其余各处,摊放着零头碎脑,显然都归个人所有,颇为随性地,存在在桌面上面;大剌剌地,呈现在你我眼里——对于主人来讲,它们大约是心灵上的小点心?《我的一餐》上面,也有“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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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30日

我们可能不在台面上,因为我们被剪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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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有钱的。如果不死的话。”


在市区的聚会上,我结识了她。——和我年纪相仿,模样中庸,语言伶俐,频频露齿微笑。

听说我在做播客,她立即显示出感兴趣的神色,说自己也爱广播,等回头,要和我详细探讨。

这便互添了微信号。但,为什么要“等回头……”呢(如果真的很有兴趣的话)?

看了一下她的朋友圈,里面有:天灾人祸方面的推文;关于城市居民生存状态的“务虚”探讨;小动物图片和美食图片——间或出没;与闺蜜紧密相拥的照片——经过美颜修饰,闺蜜的脸频频转换;几句没有配图的“设问句”,如:“互相守望,才是‘人’的根本吗?”——评论区里有她本人的一句留言:“我想,可能是!”

蛮平常,也蛮平衡的“朋友圈”——典型的城市女青年风格:带着焦虑,又有对“情感”的向往,还有一些闪烁式的沉思……未显示太多“个性化”的东西——她是“社会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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