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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

2019年10月28日

和我喝“一枝黄花茶”

这种黄花是“生态杀手”,但并非毒草,也可以变成草药

这种黄花是“生态杀手”,但并非毒草,也可以变成草药

秋天的主色调是黄色,这话不假,在我家附近走走,可以看到很多黄颜色的东西,比如稻田,又比如“加拿大一枝黄花”。后者长得挺拔,有些甚至比我还高,气场盛大,在十月中旬绽开火炬形的花束,上面聚集着数量惊人的微型花朵。

像名字中所揭示的那样,“加拿大一枝黄花”并未本土植物,来自地球的另一面。

在1930年代之前,我国的土地上没有此种黄花。虽然《本草纲目》中列有“一枝黄花”,但那和“加拿大一枝黄花”不是同一品种——它们同“属”,而不同“种”。

起初,人们将“加拿大一枝黄花”视为观赏植物,带它上船,请它横穿大西洋,进入黄浦江。

它马上在上海安家了,并大肆扩张,在华东地区野蛮增殖。由于其生命力和繁育力太过强大,这种“好看的”多年生草本很快就不再显得美观了,反而变得触目——成了许多人眼中的有害植物……“美”并非根本性的价值,它很脆弱,人很善变。

文人雅士会不会歌颂或者痛斥“加拿大一枝黄花”呢?我不清楚。只知道农人们除之而后快,可一般而言,农人们无法“后快”很久,因为它们是赶不尽杀不绝的!

我家附近的,长在稻田边上的黄花们

对于我的乡亲们和邻居们而言,“加拿大一枝黄花”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杂草,会与水稻竞争,抢占土地、争夺阳光和养分。

一般而言,在人的干预下,水稻们总可以护住地界。不过,人若消失一年,“加拿大一枝黄花”就会轻而易举地将水稻田变成“殖民地”了。

举个现实的例子:在发生了核电事故的日本福岛,人类撤出,不知如何撒籽的水稻们无法苟活;“加拿大一枝黄花”缺了天敌(其天敌是农民伯伯和伯母),变得独大,在辐射之中旺生蔓长,取代水稻,将福岛的秋季染黄。

有些事情对人而言是灾祸,对“加拿大一枝黄花”来说却很不错。事实上,对许多植物而言,“人”这种东西是非善非恶的存在——有时候有害,有时候有用——有害的时候多一点。

对此,也举个现实的例子:二战后期的柏林,城市被“正义力量”摧毁了,断壁残垣之间,许多种籽们得以落地生根。它们是被迁移的人类带至那边的。战事没有延烧到那个地步的话,做了远途旅行的种籽们会静悄悄地死去,其生其灭都会近乎于隐形,不为世人所见证。但因为人类忽然间全跑掉了,土地也裸露出来了,他乡的种籽们便得以安生。在战火洗礼后的柏林城里,以下外来物种苏醒了,大肆生长,占据街巷: 多种藜属植物臭椿,以及体型壮大的“一枝黄花”(所谓臭椿,老家在亚洲,中文名字有点戆,英文名的气质就大不一样了,叫Tree of heaven。)

城市被重新整顿后,上述植物的生活空间遭受约束,但它们已经在欧洲开枝散叶,再也难以被赶回亚洲和美洲了。

我家这儿的“加拿大一枝黄花”也是如此,已和本乡本土融为一体,难被驱逐。

若腾空心思,放眼去看“加拿大一枝黄花”的话,会觉得它们确实不难看:这些植物让秋天显得更为强健和浓烈,令风景变得更具“野性”。

没错,它的确夺走了许多本土植物的命,却也为昆虫们制造了凉天里的蜜汁。对人而言,此种野花也非一无是处。在北美,人们会将其视作药草。

最简单的药用做法是:将它泡成茶。

*

据说“一枝黄花茶”对肾脏有好处,会帮助“排毒”,也像别的茶一样,会飘出香气,降躁解郁。

我为自己做了一杯“鲜采一枝黄花茶”。

我爱尝试草药茶,觉得把有益的植物吃下去是值得一试的事情。

我发现“一枝黄花茶”是苦的,但苦得比较温和,对我来说完全可以接受——我很爱吃苦喝苦。

总体而言,该茶的口感不好不坏,会在唇舌间制造特殊的香味,味道虽不激烈,也不怎么宜人,没有回甘。我不是很想泡很多杯。

我的狗对“一枝黄花茶”一点兴趣也没有。他不会捂鼻子,只好扭头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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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17日

妈妈恨棉花

妈妈不恨别的,只恨棉花。我不知道她那么恨它

妈妈不恨别的,只恨棉花。我不知道她那么恨它

妈妈爱半死不活的花,即被人摘下来的、没了根的花。

看见长在地里的鲜花时,妈妈不会展露欢喜的表情,因为妈妈爱干净,不想惹尘埃,难以喜欢和泥土紧密相关的事物。可是在1980年代里,从农场出来的妈妈一时迷乱,没有返回缺乏泥土的魔都,而是嫁给了爸爸,入住上海人眼中的“乡下”,待在农田附近的小镇,此后没再搬迁。

出嫁那会儿,妈妈获得了一把摸起来硬邦邦的花。它们是杂色的,形态各异,甚至含着一朵状如郁金香的白花——单挑出来的话,倒是可以拿去追悼会上派用场。

那把花,被插入花瓶,陈列在我家梳妆台边上的玻璃柜里,旁边搁着瓷制的骆驼。据爸爸说,那骆驼模仿了出土文物“唐三彩”的模样。日后,我在美术课本上发现了它的同胞,并略略感到,它很不吉祥。

小时候,我可以看见那些花,也常常注视那骆驼。那些花是不朽的塑料制品。而“唐三彩”的原型是坟墓里的陪葬品,带着一股死气,不会凭空解体。古时候,“唐三彩”不会出现在活人的视觉中,除非那位活人是个苦恼而专注的匠人。

“塑料花”和“唐三彩”都曾盛行一时,主要用于布置婚房,承托了一代青年的审美——当时的社会,就是这样,刚刚从灰黑中爬出来,青年们的视野还很逼仄,尚不知道有些东西是有毒的,也不知道有些东西代表了死亡……

十几年前,家中的“唐三彩”被爸爸失手砸烂,当时妈妈好不懊恼,而我只觉得“碎碎平安”。至于那些塑料花,一直被爱囤积的妈妈呵护有加。她甚至弄了一张塑料纸,严丝密缝地罩上去,防止尘埃透过玻璃拉门的缝隙玷污花朵。我已讲过了,妈妈是爱干净的女人。她恨尘埃。

八九年前,在一场振奋人心的家庭大扫除中,妈妈发狂地拖地,拼命地挪柜子,而爸爸如孤狼一样在堂屋里转悠,时而发出咒骂。当时妈妈下了狠心,要移除那份固结在那儿的、蒙在罩子里的回忆了。但行动前,她仍然犹疑了一下——她捧着那把塑料花,走到我的面前,恳切地问道:你要吗?这些花还是很好的,放在你的房间里,是好看的……

那个时候,妈妈的脸被上世纪的花朵罩着,样子虽然不能说丑怪,但也绝对不美观——兴许,那些假花挡住了她的眼泪。

我怎么可能收下那些花呢,我讨厌白色垃圾!更讨厌动感情的父母!

不等我发言拒绝, 父亲就冲了过来,怒目圆瞪,如同扑食,向母子二人一并喊话:马上扔掉!不要再发痴了!

那个阶段,父母常常大吵,闹得不可开交。——那是她和他都想扔花的原因吧?

*

这个世界上,会给妈妈送花的人是非常少的。基本上,除了那些塑料花,爸爸没有给过妈妈其他的花——反正我没见过。

前年的秋天里,我动了傻乎乎的念头,亲手采了一朵花(从植物学的角度来讲,它不是花,而是蒴果),将它送给妈妈。

我认为那花与众不同,相当素朴,有点萌,具有“不坏”的品质,可以长期保存,还是多功能的,并且看着很是纯净,一旦惹上尘埃的话,就会变色。

我认为那花可以让妈妈快乐几秒。我想错了。

妈妈见到那连着枝带苞的花朵时,不曾露出特别的神色,也没伸手碰它,只是“哦”了一下。我便将它搁在摆放杂物的桌子上,然后不管不顾,认为它会自行消失的——爱清洁的妈妈会在看腻它后,不声不响地扔掉它吧?

几天过后,那花仍在,一动未动。又过了几天,妈妈过来,凝重地问我:这花,我现在可以扔了吗?

她问得过分冷峻。平日里,她可不会用那种声音发言。

妈妈停了几秒,慢慢说下去:你不知道,我很讨厌棉花,那是我最最讨厌的花了。看到它的第一眼,我就反胃了,要呕吐。我以前摘了太多棉花了……你不知道摘棉花有多苦!

这辈子里,我不想看见棉花。——妈妈这样讲,语调超然,从容不迫,令我发怔。

一般情况下,妈妈总是一惊一乍,会一边动情一边按捺,而在棉花面前,她变得冷酷了,更像一位成熟的,外国小说里的妇人了——懂得让情绪缓慢地渗出,晕染周遭,而不重新伤害自己。

棉花吸收过她的汗水;棉花饱蘸着她的青春热血……这些,我当然一点也不晓得。妈妈不是喋喋不休的人,她只爱惊叹和叹息,并且在相当多的时候懂得咽下好多口气。

而现在,我已经知道了,妈妈是恨棉花的人,此恨绵绵。

她甚至要把药瓶里的棉花塞子早早扔掉。

*

二零一九年十月中旬,在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季逼近之时,我又见到了活生生的棉花。我是在“甜芦粟”(高粱的变种)和荞麦的边上遇到棉花的。那些甜芦粟长得高大,会形成屏障,遮住后面的楼房,而荞麦的小白花特别密集,在阳光之下有点晃眼,至于棉花,则比较得不起眼——尤其是,只栽种了几丛的时候。

那些棉花的白花既被大叶子遮着、也被“花苞”裹着,没有完全绽露。我见了它们,心中多少有点惊喜,如同小孩子见到小鸡小鸭一般(我对棉花没有恨意)。我扯下一朵,感到新鲜的棉花和药瓶子里面的棉花毫无二致。

2019年10月14日,我摘了一朵棉花

我家无田。平日里,我会到附近的乡间骑行或者暴走,此间,能看见各种庄稼——它们过快地转换,常让我短暂地欢喜起来,但无法长久地鼓舞我,更让我感到时不我待——我总待在家里,这里面有种苦闷和压抑——虽然我不断自我调适,但偶尔地,还是觉得自己不如植物……

想要看见的棉花的话,其实不很容易。小规模的种些棉花,或许不符合经济的规则——假如稀稀拉拉地种些辣椒啊、茄子啊,还好给自家添加一些食物;而棉花之类,到底价值几何?

我查了一下“中国棉花网”,看见棉花的全国的均价是5.28元/公斤。

少女时代的妈妈,曾弓着身子采摘棉花。她要搞上多久,才好攒满一公斤?她面对的棉花地一定很是广阔,可以让她和其他姑娘长期操劳下去……如此这般,一公斤又一公斤地干着。能换得什么呢?基本上,什么也得不到吧?

那是一种趋近于义务性的劳作,是某种混乱状态下的安置,是一种大规模的消耗。也许,那也是对青春的戕害。有人说,青春是可以虚掷的,那是糊涂的、狠毒的话。

妈妈不恨别的,只恨棉花——水稻也讨厌,但还好,棉花最坏!至于麦子,妈妈是会留念的,因为她不曾服侍过麦子,反而在入地劳作之前,将一勺勺“炒麦粉”视作人间美味。

采棉花的季节来临前,妈妈的“炒麦粉”往往已经吃了个精光——外祖母给妈妈做了“炒麦粉”,放进她的行囊。妈妈把“炒麦粉”背到了农场里,打开来,好香好香,同宿舍的姑娘你一勺我一勺。

“炒麦粉”立即消失了,而棉花鼓涨了起来。妈妈将去受苦,她将恨棉花——不恨别的。

*

我找到了一张带有水印的老照片。其前景是棉花,以及塞满了棉花纤维的麻袋,后面站着十个少女,几乎都在笑。少女的胸口,都别着徽章,徽章上的大人物一挥手(或者一翻掌),指挥(或者喝令)她们进入农村。她们无力抗拒,只好笑对人生。

其实也会哭的。

1970年,河南农场中的采棉少女

但笑的时候,确属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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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15日

芝麻、水稻、韭菜、羊

它们都在岛上:芝麻挺拔,水稻早熟,韭菜不屈,羊啃了我……

它们都在岛上:芝麻挺拔,水稻早熟,韭菜不屈,羊啃了我……

中秋过去,仲秋没来。实际上,连“初秋”的凉风都没好好刮动。这几天里,午后的气温盘踞在三十度左右,和七月上旬时不相上下。

长夏不舍退场,还有差不多两周时间可以继续残喘,到了十月,秋风会把“热气”和“热望”一并卷走。而现在,所有的叹息都会在闷蒸着的空气中丧失形迹——没法在脸边凑出可见的雾——细密且悬空的汁水,一霎那,就挥发殆尽,岂能映出那种微小的、含糊的彩虹?

“白露身不露”——此为岛上的俗谚,传承了农人的简朴经验。小时候,爸爸每年都要叨唠并解释这句句子。我年过三十后,爸爸仿佛忘记了它。它已经不作数:白露后的身体依然黏湿;窝在屋里时,我仍打着赤膊,并让电扇盯着不大不小的胸部;路上的小哥和大叔们,时而撸起T恤,展示出或者太鼓,或者很是骨感的腹部。

他们都不务农,或许和我一样,难分五谷;年纪方面,也许比我大一点,也许比我小一些;往往从事运输业——要么送盒饭和递包裹,要么载送建筑材料和岛民(本岛何其巨大,有1200多平方千米,可比上海市区广阔多了,但公共交通的网络有欠发达,许多地方只有植物,而无稳定的人影)。

这些男人们,喜欢凑在十字路口,在光天化日之下制造小型据点,不知不觉地,营建他们的江湖。一些人,瘫在卡车的驾驶室和摩托的坐凳上——像猴子挂在枝头一般——也像吃了镇定剂的罪犯,痴痴地、健忘地等,等待被阳光击毙、烧坏心胸——他们没精打采,伸出去的肢体总要触到一样东西,不是旁人的肩膀,便是自己的手机(几乎总是后者)——偶尔,也朝裤裆探去,抓挠但不拍击。

看上去,他们厌倦了人生,但无惧时间,并向往驾驶。这其实很强!

他们也会相互喊话,不晓得在讨论着什么或者呵斥着什么,偶尔狂笑,在静默和闹腾之间,摆着进入和拔出的姿势——那是存在在“男性社交”中的拉锯:一边是默然的深渊,一边是烦人的搅扰,中间地带乃是忍耐,以及“尽义务”一般的搞笑——许多时候,不说个笑话非但不义,也很不仁。

(女人们呆呆聚集时,是否也会有种说笑的冲动——在哭笑不得的时候,她们会使劲耍宝呢,还是互相催泪啊?或者,她们什么也不做,只是看着对方的眼睛?——男人这么做的话,会让对面的男人受不了,以至挥出老拳。——男女不一样,这让我不愉快,世界是割裂的,无法不承认。)

他们所讲的,是异地的方言,而非瓮声瓮气、鼻音含混、古拙隐忍的岛语。我的岛语,说得不灵,但与狗和植物对话时,常常不讲普通话

*

上述所言,是九月里的日常。其他时候,这长江旁边的小镇也是这副样子。

在人那方面,岛上的事态匮乏变化——青年们在节假日里纷纷上街行走,其他时间则消失不见。而我,只要在岛上,就日日暴走,风雨中执伞踏步,走不一样的路线,在两三个平方公里的地界里。

很多时候, 我绕着三纵三横的主干道走,用脚丫子,临摹着“田字”的结构——很僵硬的、全封闭的、无变化的结构。

而植物方面,却在不断变化——令我缭乱,来不及摸尽、看全。

*

从家里走出去,和狗同行,过了几百米,穿过隐蔽和逼仄的小径, 小镇的姿态会哗啦一下子收敛起来,小型的田野会铺展在脚边。

我常去那边,到不知主人何在的田间地头上去,痴痴地观望着植物——只看一小会儿。

*

植物们让我感到惊喜。因为我对植物的知识正在朝上窜——自“小白”的水平上起步后,蹭蹭蹭地朝前进,像升起的芝麻——而人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会牵动喜悦。是这样吗?

得承认,我对植物的观察颇为马虎;积攒的经验也极不稳固,处在“捡了芝麻掉了西瓜”的态势中。比如说:有些植物在开花之时会被我认出,花开之前和花谢之后,却如若无物,令我熟视无睹。但我很清楚,只要更加用心一些,植物们就不会辜负我。所以,我会继续看,用不太锐利的蠢眼,谋取从泥土中长出来的爱悦。

八月底九月初,路边的芝麻被纷纷砍头。我看见农人们弄折茎秆,拈去顶上的白花,将“笔直的芝麻”铺在麻袋上。此前,在处暑的时节内,芝麻高速上窜,于达成最终使命之前,展现出华丽的身段,长成让我啧啧赞叹的样子。而眼下,一些野生的芝麻仍然立在路边,不成群,但也不会完全孑然独立。

芝麻们,看上去这样巍然,却以碎屑的姿态,出现在我们的碗碟里。

拍摄于2019年8月下旬,在离家八九百米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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