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2020年10月9日），一只红蜻蜓来到我家的院子里，站在撑起来的晾衣架上。

蜻蜓会迁徙，有些品种甚至能够远涉重洋。来到我家做客的红蜻蜓飞了多久？有没有飞过长江？它的伙伴要飞向何地？

搜索一下关键词：“蜻蜓+迁徙”，你就会看见许多惊心动魄的、仍然是奥秘的信息。你会发现：蜻蜓可能是最会迁徙的昆虫；一些蜻蜓会从印度南部飞到非洲；另一些蜻蜓必须年复一年地穿越北美大陆。

蜻蜓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呢？人们弄不懂。

很少有人会对凌空快飞的蜻蜓啧啧称奇，更多的人如我一样，只会定睛于盘旋中的、或停泊下来的蜻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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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幼儿园的时候，阿姨说：小朋友们，要是你们看见许多蜻蜓飞得很低，那天就会落雨。

小时候，我总看见许多蜻蜓飞得很低很低，低到足以被我的头顶顶到。但回想起来，那时候的天空却是晴天多过雨日。

到了现在，我基本上看不到成片低飞的蜻蜓了。

生活的“气压”已经改变，蜻蜓们不再眷顾我所在的岛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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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去，来到我家的红蜻蜓有点累了，暂时不想自由地飞，而是想要宁静地停……

我举着手机凑近它，它却没有动身。

“欲立蜻蜓不自由”——这是一行现实的诗句，和“早有蜻蜓立上头”相比，前一句更加能够挑拨我心。

我这个人，没能速速占据什么位置啊……想到这点，这让我略感忧烦。
现在，我坐在岛上的屋子里，写着不可以被归类定性的、碎片状态的东西。

小窗外，天朗气清，正是一年好光景。

今天没有蜻蜓飞过来；夏日的苍蝇也都飞走了——它们不会渡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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蜻蜓的英文是dragonfly，硬生生拆开来看，是“龙飞”，也是“龙和苍蝇”。（dragon的意思是“龙”；fly既有“飞行”之意，也可指代“苍蝇”。）

名字之中，渗透出了“集体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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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后的夜晚，月亮还没变小，虫鸣不响，落叶未降。

二十二点左右，我和狗在岛上散步。

我们可去的地方非常有限，总在绕着各种圈子——或者瘪一点的圈子、或者鼓一点的圈子、或者更加畸形的圈子——然后回到家里。

夜色里，狗的感觉优于我。当他在草地上蹦跳时，忽然大叫几下，把鼻子凑近一团刺。

他发现了刺猬。

这是他平生第二次遇到刺猬，也许，也是我毕生中第二次与野生的刺猬相会？

几秒后，狗知难而退。他不会继续招惹，而我试图摸一下那些已经耸立出来的刺。

此时，刺猬彰显孤僻的性情，近乎于无声无息地，抵御了我的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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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学人》强调：鳗鱼的性生活很神秘

现在我明白了，鳝鱼和鳗鱼是不一样的生物，前者在水田中穿行，就地生育，后者会长途迁徙。鳗鱼的生存状态，比鳝鱼复杂。

鳗鱼身上，存在着人类的未解之谜。迄今，没人弄得清鳗鱼是如何繁育的。也就是说，关于鳗鱼的“性生活”，人类依旧懵懂、所知有限。人们已知：成年鳗鱼活在淡水里，预备繁殖时，就游往海洋，去难以追溯的地带；幼仔诞生后，会回归人类熟悉的水域，水路迢迢数千公里，不晓得摄取了什么东西……

汪洋之内，鳗鱼们做了些什么，没人看得穿。

我没瞎讲。

在2019年年底出版的《经济学人》节假日特辑中，有篇名为The mysterious life and times of eels的文章，标题直译是：《鳗鱼的神秘生活与时日》。该文导语写得明白：没人确知鳗鱼如何繁育，对这族群的未来而言，这事要紧。（No one knows exactly how eels reproduce. That matters for the future of the species）

鳗鱼是“雌雄同体”的生物，会因应格局，改变性态。这知识，我在中学时代就大概听过。《经济学人》未做重申。它谈到的是什么呢？

文章说到：佛洛依德在探究人心前，解剖了四百条鳗鱼，没见到生殖器；16世纪初期，瑞典人开始捕捉成年鳗鱼，捕捉业早已形成各种规矩，但在当今，捉成年鳗鱼的行为沦为老年人的游戏了；如今的商人和养鱼人们只抓“鳗鱼苗”（文章里叫做“玻璃鳗鱼”，因为它们浑身显现为透明的白色）；人们娴熟于烹饪鳗鱼，从古至今，烧法多多，欧洲人爱吃，亚洲人（尤其是日本人）也常吃它；欧洲的鳗鱼到了繁殖期，会游到6000公里之外的地方去，人类很难追踪它们；1990年代，中国人打起了“鳗鱼”方面的算盘，加入将鱼苗养大的活动，主要在香港那边的水域里设置渔场；中国的鳗鱼苗从何而来呢？部分源于非法渠道，即走私……

欧洲刑警组织（Europol）称，每年约有100吨活“鳗鱼苗”从欧洲非法出口到中国。那是3亿条幼鱼，大约是从“马尾藻海”到欧洲海岸的全部鳗鱼存量的四分之一。就被贩运的数字来看，世界上没有更严重的野生动植物犯罪了。

According to Europol, the eu police agency, around 100 tonnes of live glass eels are exported illegally from Europe to China every year. That is 300m baby fish—roughly a quarter of the entire stock of eels that makes it from the Sargasso to the coast of Europe. By numbers trafficked, there is no bigger wildlife crime.

上段引文里的“马尾藻海”（Sargasso），是北大西洋中部的一个海。欧洲鳗鱼必须游到那块地方，才会在深不可测的隐秘中，开始繁殖。在亚洲，鳗鱼得游到“马里亚纳海沟”附近，方才进行交媾（“知乎”上的说法）。

文章戳到的核心问题是：在鳗鱼跟前，人类还是呆呆的，的确搞不懂它们的性生活；人类食欲很旺，一直在吃鳗鱼，关于鳗鱼的“经济活动”早就已经蓬勃到了足以养活犯罪分子的地步了……上述状况，让鳗鱼这个物种有了灭绝的风险。

行，现实中的鳗鱼就谈到这儿。以下，去往虚构的地带。当然，那边也有很多鳗鱼，也有搞不清楚状况的“性”——滑溜溜，黏糊糊，神秘莫测……

2：“恐怖伊恩”让小青年一边想着不存在的鳗鱼，一边疯狂做爱

一段时间前，看到了故事里的鳗鱼；顺带着，见识了一些故事里的体液。

那故事里有个英国小伙，试图捉些成年鳗鱼。他听从了女友爸爸的“创业指导”，以为拿些箩筐做陷阱的话，就可以轻轻松松地逮住许多鳗鱼了，从而发财，进而感动女友！

小子花掉一个夏季，频频顾盼，基本没收获。

鳗鱼没有自投罗网的阶段，他的精子在不受控制地努力跑出来，试图游到某种深渊里。热天里，他和女友灼炙身心——初夏时，感到姿态新鲜，俩人都相当给力，坠入疯狂模式，无法收拾；盛夏后，事态延烧，性生活成为日常；气温行过最高点的时候，某种仪式似乎完成了，热天的那段爱情与那股一根经式的“性生活”，也随之发生衰变……

这故事，是伊恩·麦克尤恩的《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First Love，Last Rites）。故事里，谈到了“家庭功能”，应用了多种象征（涉及“捉鳗鱼”、“杀掉怀孕的母耗子”……），是个很青春、很闷、很黏、很没有救药的故事……

以下请看一段引文（用淡紫色写出）。那是故事开篇不多久就写出的段落。其中，男青年惦念着鳗鱼，也感受着性爱。请你注意，引文中的标点符号似乎有点紊乱，这情有可原，因为那是男青年在意乱神迷时做出的叙述，带有忘乎所以的、令人沉迷的、不计较语法的态势——请注意文中对鳗鱼和性爱的关联性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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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过去，仲秋没来。实际上，连“初秋”的凉风都没好好刮动。这几天里，午后的气温盘踞在三十度左右，和七月上旬时不相上下。

长夏不舍退场，还有差不多两周时间可以继续残喘，到了十月，秋风会把“热气”和“热望”一并卷走。而现在，所有的叹息都会在闷蒸着的空气中丧失形迹——没法在脸边凑出可见的雾——细密且悬空的汁水，一霎那，就挥发殆尽，岂能映出那种微小的、含糊的彩虹？

“白露身不露”——此为岛上的俗谚，传承了农人的简朴经验。小时候，爸爸每年都要叨唠并解释这句句子。我年过三十后，爸爸仿佛忘记了它。它已经不作数：白露后的身体依然黏湿；窝在屋里时，我仍打着赤膊，并让电扇盯着不大不小的胸部；路上的小哥和大叔们，时而撸起T恤，展示出或者太鼓，或者很是骨感的腹部。

他们都不务农，或许和我一样，难分五谷；年纪方面，也许比我大一点，也许比我小一些；往往从事运输业——要么送盒饭和递包裹，要么载送建筑材料和岛民（本岛何其巨大，有1200多平方千米，可比上海市区广阔多了，但公共交通的网络有欠发达，许多地方只有植物，而无稳定的人影）。

这些男人们，喜欢凑在十字路口，在光天化日之下制造小型据点，不知不觉地，营建他们的江湖。一些人，瘫在卡车的驾驶室和摩托的坐凳上——像猴子挂在枝头一般——也像吃了镇定剂的罪犯，痴痴地、健忘地等，等待被阳光击毙、烧坏心胸——他们没精打采，伸出去的肢体总要触到一样东西，不是旁人的肩膀，便是自己的手机（几乎总是后者）——偶尔，也朝裤裆探去，抓挠但不拍击。

看上去，他们厌倦了人生，但无惧时间，并向往驾驶。这其实很强！

他们也会相互喊话，不晓得在讨论着什么或者呵斥着什么，偶尔狂笑，在静默和闹腾之间，摆着进入和拔出的姿势——那是存在在“男性社交”中的拉锯：一边是默然的深渊，一边是烦人的搅扰，中间地带乃是忍耐，以及“尽义务”一般的搞笑——许多时候，不说个笑话非但不义，也很不仁。

(女人们呆呆聚集时，是否也会有种说笑的冲动——在哭笑不得的时候，她们会使劲耍宝呢，还是互相催泪啊？或者，她们什么也不做，只是看着对方的眼睛？——男人这么做的话，会让对面的男人受不了，以至挥出老拳。——男女不一样，这让我不愉快，世界是割裂的，无法不承认。)

他们所讲的，是异地的方言，而非瓮声瓮气、鼻音含混、古拙隐忍的岛语。我的岛语，说得不灵，但与狗和植物对话时，常常不讲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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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所言，是九月里的日常。其他时候，这长江旁边的小镇也是这副样子。

在人那方面，岛上的事态匮乏变化——青年们在节假日里纷纷上街行走，其他时间则消失不见。而我，只要在岛上，就日日暴走，风雨中执伞踏步，走不一样的路线，在两三个平方公里的地界里。

很多时候， 我绕着三纵三横的主干道走，用脚丫子，临摹着“田字”的结构——很僵硬的、全封闭的、无变化的结构。

而植物方面，却在不断变化——令我缭乱，来不及摸尽、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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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里走出去，和狗同行，过了几百米，穿过隐蔽和逼仄的小径， 小镇的姿态会哗啦一下子收敛起来，小型的田野会铺展在脚边。

我常去那边，到不知主人何在的田间地头上去，痴痴地观望着植物——只看一小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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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们让我感到惊喜。因为我对植物的知识正在朝上窜——自“小白”的水平上起步后，蹭蹭蹭地朝前进，像升起的芝麻——而人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会牵动喜悦。是这样吗？

得承认，我对植物的观察颇为马虎；积攒的经验也极不稳固，处在“捡了芝麻掉了西瓜”的态势中。比如说：有些植物在开花之时会被我认出，花开之前和花谢之后，却如若无物，令我熟视无睹。但我很清楚，只要更加用心一些，植物们就不会辜负我。所以，我会继续看，用不太锐利的蠢眼，谋取从泥土中长出来的爱悦。

八月底九月初，路边的芝麻被纷纷砍头。我看见农人们弄折茎秆，拈去顶上的白花，将“笔直的芝麻”铺在麻袋上。此前，在处暑的时节内，芝麻高速上窜，于达成最终使命之前，展现出华丽的身段，长成让我啧啧赞叹的样子。而眼下，一些野生的芝麻仍然立在路边，不成群，但也不会完全孑然独立。

芝麻们，看上去这样巍然，却以碎屑的姿态，出现在我们的碗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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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

前年，家乡还没变成禁猎区。

那年，和那之前的每一年里，某类男人会在入秋时蠢蠢欲动。他们昏睡已久的激情，因黄雀的迁徙，而醒转。

我这个人，不是这类男人。我不善捕猎。也无心猎捕。我比较被动——在某些地方。

爸爸渴望变成那类人——捉动物的能手。比起捉老鼠，爸爸更加向往逮黄雀。

爸爸渴望了若干年了，却一直不曾开展行动……爸爸不是那种雷厉风行的人物。他会辗转反侧，再三念叨，然后一无所成——我遗传了这一点。

一切渴望都有尽头——这是人间的大原则。

在亲手捕捉黄雀方面，爸爸可以心安理得地啥也不干了。因为如前所述，政府下达了律令了。家乡已经于一夜间，成了“完全的禁猎区”。

区内的男人们，尽管可以继续杀猪、宰羊、拍苍蝇或灭鼠，但被禁止捉鸟了！

任何鸟，都不能捉！——天鹅自不必说，麻雀也不可被侵犯。

如此这般，群鸟在某些方面的自由，就超过了本区中的男人们。比如说，它们可以从西伯利亚飞往东南亚——从一个可以用twitter的地方，飞到另外一个可以用twitter的地方……而本区的男人们，半数以上，都不认得那个twitter上的“蓝白雀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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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伴有时，“版纳”升天

2018年11月25日中午，名叫“版纳”的雌性大象与世长辞，享年54岁。

“版纳”是上海动物园（原名“西郊公园”）里的明星动物，曾供几代市民参观，无数孩童在其身边露出笑脸——部分欢颜被定格在相片里，旁边稍高的位置上，便是大象“版纳”那不太容易改变的脸（大象的表情有限）。

成群结队、来去匆匆的小孩，汇成“版纳”记忆中的主体图景……他们是否形似同一种生命的万千重分身？而被迫陪伴着人流的“版纳”，是否认为叽叽喳喳的小孩都蛮CUTE（娇小可爱）的，就如曾经停顿在其脊背上的雀鸟一样，来来去去，去去来来，带着大象们完全理解不了的心情？

很多市民会因为“版纳”之死而唏嘘——庞大而罕见的动物若驻留城市，定会引出众多牵念。

2018年11月26日傍晚，黄金时段的新闻里，资深女主播禀告“版纳”自弥留到亡故的过程。

那主播的声线相当端正，语音令人安定——过分安定。她念出如下信息：“版纳”昏倒后，救护组旋即行动，甚至试图使用绑带和吊车将她托举起来，以令其恢复站立的姿态，因为“版纳”喜欢站着，她总是站着……然而于事无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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