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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3日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凄凉别墅》

十八岁的少年跨进别墅的大门,马上就有一种纯净的气息向他袭来。风更轻了。他漂浮着,享受和女伴的缠绵。那间别墅的主人是一位同性恋者——他在灰色地带活动……别墅位于法国的边陲,法国正在打仗……

十八岁的少年跨进别墅的大门,马上就有一种纯净的气息向他袭来。风更轻了。他漂浮着,享受和女伴的缠绵。那间别墅的主人是一位同性恋者——他在灰色地带活动……别墅位于法国的边陲,法国正在打仗……

《凄凉别墅》在莫迪亚诺的而立之年面世(1975年出版)

小说的主场景位于法国东部的上萨瓦省 (Haute-Savoie)。那儿与瑞士相邻,边境上有个湖,夏天热闹,适合度假,到了冬季会变冷清。

小说的核心人物(同时也是叙述者),曾一度驻留在属于法国的那一边。

曾有一阵,他的青春期还在延续,一厢情愿的缱绻无法遣散。直至小说的最后……

在小说的最后,他被自己的冒冒失失的决定推动,到了火车站,启动去往美国的行程。他所惦念的那位小姐姐,根本没有出现——看来,不会有人随他赴美了!这事竟然越来越真实了,那让他越来越恍惚……

属于十八岁的时间,是可以用来沉湎的时间。那段时间,终会在错愕和失落之中涣散掉。真实的际遇,不会如同少年的幻梦一般持续不衰。在迷离之中,他孤身上车,整部小说就在那个时间点上完全休止——一个圆形的皮箱给落在了火车站里,永难追回了……

十二年后,三十岁的他仍然在回忆当时。整部小说,就是由回忆所组成的。

那是过分诚实的回忆,因而不会锐利。

*

地理场景,很难被碾成粉末,它们会演变为如同“毛玻璃“一样的结晶体。那里的部分纹路——像是马路、街道的布局;酒店、俱乐部的方位之类——都会被各人的记忆护守着。甚至,记忆正是以这些东西为“锚点”,才不至于飘飞得不知所踪。

在游移不定的时间的波纹中,物理世界中的线索相对稳定,它们也有颠簸,会做变动,但较难彻底断裂……

一个地方,是一种场域,它让记忆有了载体。

莫迪亚诺会使用这种线索/载体,要不断地提到地名、路名,甚至是商店的名称。

书中的叙述者会用“现在时”,来提及那些名字。在错乱的时态中,呈现不稳定的、不明朗的过去。

叙述者甚至会巨细靡遗地,写出一个故人的移动路线(此中会掺入想象力)——那人会在“物非人非”的街巷中出场、兜兜转转、驻留一阵、短暂地离去,而后彻彻底底地消失……

频频被说出,之后又不知所踪的一大堆的人名,会和关乎于地理格局的名词一样,搅扰读者的注意力。它们同样地,挠搔着叙述者的神经……

那些符号之于叙述者的意义,会在很多时候显得空疏和暗淡,却在另外一些零星的时间里,显得刻骨铭心。

靠着无从释怀的、偶现的光景,叙述者推进着私密的、遍布留白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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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凄凉别墅》中有三位主要人物,他们的身世和身份均既被半遮半掩着,我们无从查实。

核心人物,是名为维克多的叙述者——小说以他的意念来推展。

维克多可能不是本名,我们姑且这样亲昵地叫他。正式一些的话,我们可以称其为“克拉马伯爵”。

照他不想多提的说法,其祖上因为俄国的变革而流亡出来。他的父亲曾到非洲做生意,在乘飞机时死掉了,使他以少年之身承继伯爵的尊号——这种头衔,缺乏实际的意义,也许会让一类人提起一点点兴致?

在整本书中,维克多处理着盘桓在其心底的回忆。

那是1960年代里的事情了,发生在12年前。当时,维克多只有18岁。在更早一些的时代里,这位少年似乎惯于四处晃荡,几乎是“无国籍的公民”,可在与瑞士一湖之隔的小镇里,他的身心得以降落下来,仿佛贴到地面了。

当时,他邂逅了一个女人,并结识了一个同性恋者。

三人一度走得很近。真很近吗?

*

女人叫伊沃纳,22岁,很美,号称是个演员,新出道,不知道前路如何走,已拍完了一部电影。

在小说的前半程里,维克多甚至无法想起伊沃纳的姓氏,对她的音容笑貌,他虽无从割舍,也难以周全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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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17日

断裂的、跳针的赋格曲:关于迈克尔·翁达杰的《遥望》

这部小说有一个强有力的开端,当一个影响力巨大的事件发作之后,小说的进程速速分岔,此后的叙述一直以非线性的方式、碎片状地进行。后三分之一的书里,隔空地引进了和前部书中“几乎”不相关的新人与旧事,主要的空间场域发生异变——从美国加州的农庄,搬迁到了法国的郊野。

小说前三分二,被悬停在未完结的状态下。后三分之一,在许多地方过度绵密, 露出一些凌乱感,最后的境况又未免荒凉了些——读者也许期盼一个略多一些善意的尾声。

如欲看见规规矩矩的、因果周全的故事,别看这部小说。如欲效法侦探,去发现一个藏头露尾的故事的本相,也别读《遥望》。

《遥望》的用意——我想——既不在于描写出丰满的、走向清晰的故事,也不在于让细节隐藏于各处以供人寻味……它试图营造出隔空的、务虚的、不自主的、人与人之间的,某种呼应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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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7日

究竟是风流俏佳人,还是清新的“雏菊”:关于《黛西·米勒》

这部中篇小说的舞台,首先是瑞士小镇韦沃——那边有太多的旅店,但未必有丰富的风景;之后挪移到了意大利的罗马——那边不缺肃穆的、萦绕着瘴气的宗教建筑和古代遗迹……

在韦沃时,时值夏日。到了罗马那边,是隔年的春季。当雏菊花开放之时(四月天里),核心人物忽然死去——原本很有活力的黛西·米勒,在小说的最后几页上,染上热病,火速地香消玉损——对病态的黛西,作者基本上未置一词——没有加以直面地描述——所以,留在纸上(和读者心中)的,恐怕一直是那位“健康”到让人犯迷糊黛西·米勒。

DAISY——带有“雏菊”的意思——并非她的本名,但所有的人,都叫她黛西,除开她的老母亲,以及她的弟弟——偶尔地。

多数人无法辨析清楚这一点:那个叫做黛西的小姐,究竟是位懂得卖弄风情、专擅与男人痴缠的小妞呢?还是个过分天真,以至于对人际交往几乎不设防,对世俗的进退规则几乎不予理睬,仍很清纯,甚至没有好好地恋爱过的小姑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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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6日

受困于性高潮般的体验:关于《十七岁》和《政治少年之死》

大江健三郎的《十七岁》和《政治少年之死》是个整体。它们以第一人称叙述,讲述一位少年的心路。

半年多的时间里,该少年受困于性高潮般的体验,在个体和群体的间隙里急急探索,建构出自己够不到的偶像,参与暴力行动,妄想出辉煌的图像,行刺与他无关的人,耐受激情也耐受死寂,最后上吊自杀……

将尸体放下来的警察闻到了精液的味道。——这是小说的最后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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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少年之死》中少年,在某年的暮春时,迎来十七岁的生日。那时,他既对肉身上的发育感到骄傲,也因为频繁的手淫而羞愧和懊恼。

身体性的压力,需要溢出——当少年把孩子气的局促放上祭坛后,就会不自觉地望向社会,那是真诚而无可指摘的探看——少年们,需要探索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关联(对少女而言,事情也差不多吧)。然而这类探索,很有可能徒有其名,并会偏离轨道而不知……少年们,毕竟是少年,极易沉溺于自我——自己何其特殊哟,又何其虚弱哎;而政治是什么呢?——成年人都未必弄得明白,何况是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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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5日

真正的怪物,和挑剔、狡狯且神秘的男人,发展过友谊:关于《诺里斯先生换火车》

小说的背景是1930年代初期的柏林, 那时希特勒尚未登台(小说结束时,他上位了,大难随之起步),政治光谱的左面有共产党和纳粹党,双方都在发声,以求被选民青睐,成为“正统”,再去改变社会的空气——让越发困顿和不明朗的时局,跃进更加激进的状态中……

整个小说,贴着真实的局势写出,但核心人物(即“诺里斯先生”),和几位主要人物的举动,不因为“政治”而生,也不冲着“社会”而去。

即便在蛮多位置上,混乱的公共生活为个人提供了充足的机会,和祸患……

*

在小说的中间部分,诺里斯先生现身工人阶级的集会,发表激情澎湃的演说;此后还为“党”做了些秘密工作;多次以不晓得是天真,抑或是“老油条”的口吻宣称说:自己忠心不二。

可无需是明眼人也可瞧见,诺里斯先生的“初心”在于捞到钞票——对于改变社会之类,他恐怕没有任何的志向。

小说的靠后部分,诺里斯先生推动了一次出卖国家情报(德国的情报,他本身是英国人)的活动。当然也是为了钞票——在那个阶段,他和许多别的时候一样,迫切地需要现钱——他得按照老策略,去捡一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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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2日

终究干涸的“丰饶之海”

1:

假面与真我,发生最后一次对视——过分凄厉,以至近乎寂寥

三岛由纪夫死于昭和四十五年(1970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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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上午,他写完了最后一部小说的最后一页。

终末的纸里,显出一处寺中庭院。它开阔、典雅,沐浴在盛夏之光里,但枫叶已红。

这空洞的、有着看似疏落实则稠厚的日本风致的、不晓得是自然还是人工的、既美也极无情的、遮蔽了诸种暗涌的领域,封闭掉了小说《天人五衰》,也为规模盛大的《丰饶之海》四部曲划上最后一道省略符。

于书中之人来说,那里既无记忆也别无他物。

——到了那儿,自青年时代起便挂上胸怀,用了近乎一世的时间去苦心孤诣的“轮回之说”遭受沉重地颠扑、几乎全被打灭;多重人生的荣景和假面,纷纷朽坏,又不彻底脱落;命中的多棱的核心,早就无法触摸、此后再难得证……

于作者,一切恐怕亦然。

——心里所欲、脑中所思、笔下所书、身体所行、戏中所演、行动中所划过的全部,均已泯去真伪、隐失主客。

命中的河流,基本干涸。

但在命终之前,尚有一次惊涛——最后的水露会试图真正地濡湿自我,满腔鲜血亟待喷出,头颅会在三次刀砍过后,以不雅的姿态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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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5日

莽撞,谵妄,或“友情”:关于《印度之行》

中心事件——由石窟之行而导致的诉讼官司,几乎发生在全书篇幅的正中间,此事导致强烈效果,促成纷乱,使印度人士和英方的纠葛发酵,令东西方的人心对峙,然而官司本身事实上不了了之,因为控方当事人当庭撤诉了。

此位当事人,是位长相寻常(绝非美女)的英国小姐。她对平淡生活多有不耐,初到印度尚未随俗,要与地人直面接触,由此催生一场规模虽小,但气氛很盛的远足——参观石窟——当其独自进入无名洞窟时,觉得被性侵犯了(极度有可能是谵妄),并听见奇怪回音,此后耳鸣不绝,卧床休养,英国人士因此之顾,有了集体义愤填膺的理据,而愤慨同时也在印度穆斯林族人中疾速旋转。到了庭上,小姐在脑中回溯入窟后的感觉,却无法印证自己当初信誓旦旦报告出的体验,于是——当庭撤销指控。

有关这本书的蛮多评论,把眼观盯牢上述事件不放,甚至觉得它的所谓“中心思想”,就浮在这个荒唐的控诉中了。而我觉得,这样压制目光,是很偏狹的,因为:

全书篇幅不小,安排了名为《清真寺》、《石窟》、《神庙》的三大部分,类似奏鸣曲的三个乐章一样,如果只注意中间部分发生的响动,是否会让作者在其他部分安排的声音全部哑掉?假如小说只是为了印证一种无必要一说再说的意思(比如:殖民地人民和宗主国人民的不睦)它是否还有写作的必要呢?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事和情,何必写出四百多页?小说又哪里来的经典性?作者岂不太“作”了?

我比较注意贯穿始终的人物阿齐兹的变化,并有一个特别的心思,认为这书在很大程度上,描述了“困难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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