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笔记本(5-7)

在两面a5尺幅的页面上,我用蹩脚字和一些小符号、小插画来记下个人想法,那是对于种种短篇小说的review。积累了几个纸面上的笔记后,我会重新想一想笔记本上的故事们,并打开电脑,劈里啪啦地键入新一轮的评论。

在每个故事下,我会放置一些“关键词”和“观念概念”,还会写下“故事的高招”——那个故事为什么是厉害的故事呢?它一定使出了一些高招呀,或者说,我至少看见了一个或几个高招!

这两天记录的故事是:川端康成的《焚烧门松》、杜鲁门·卡波蒂的《圣诞节的回忆》、艾丽丝·门罗的《我母亲的梦》。

川端康成的《焚烧门松》

故事的关键词:时间变化、年节、同居、房子、男女关系、紧张、释然、象征

故事的高招:将紧绷着的感觉付之一炬。

川端康成写了很多“掌小说”,那些小说都非常短,部分较为简单,多数都很复杂,内中压伏着很多彼此牵扯的成分。捧着这样的小说,并不轻松,松手时,“掌小说”的内部就会发生变化,如弹簧崩开,释放力道,搅扰心窝。

在《焚烧门松》里,一对男女在同居,但这份同居关系已经岌岌可危;某年的正月里,女方和男方都想中止这份关系——暂时分开;或者,永远分开。后来,他们成功、顺利、不带争执地,分开了……他俩都感到了释然。

在这个短故事的前半程里,意图分居的意思尚不会彰显。我们只会看见一个充满了紧张感的房子。为何紧张?原因有二:1)曾有小偷踩着屋顶来窥视房子,房间里的女人发现小偷后,心中一直发毛,此后总睡不踏实;2)有一阵,房子里的男女常常听见怪声音——似乎是和年节里的仪式有关的、锤击某物的声音。

请你想一下:当你要做出一种改变生活的抉择时,是否轻而易举?那份抉择和那种改变一定会事先化作“无名的力”,慢慢地,在心中发作。而后,再爆发出来吧?川端康成让“房子”本身变成了一种不稳定的、使人不舒服的东西——贼要来,怪声也来了!而这或许是一种象征——与男女心中的不爽互为映衬。

很多时候,内心中的紧绷感的释放,是需要外力的协助与呼应的。此小说中的一种外力,是时间。小说中的时间是日本的正月,万象更新,故事里的男女都更该思考这一年的活法了……

在正月,有些日本人会在门口设置“门松”。检索Google,我见到了“门松”的模样——基本上,就是插入在花盆里面的,几截竹杆。

随着年节气氛的退散,“门松”当然也会被移除。

小说中,男女分居了,而一帮小孩子烧掉了他们房前的“门松”。

有一些东西——可见的,和不可见的——被烧掉了。

紧绷着的感觉,被释放。

杜鲁门·卡波蒂的《圣诞节的回忆》

故事的关键词:忘年交、友谊、节庆、圣诞、儿童视角、老女人、纯真、陪伴、永远失去

故事的高招:用“创造性的回想”(Creative Memory),来纪念一去不复返的友谊和天真。

这几年我已很少哭。看了这故事,我又哭了一次。故事的尾声,哀而不伤——老女人死去,灵魂也许如同风筝,进入天空;男孩变成少年,继而是青年,一切天真都该收敛,秩序和规则会约束生活,必须学会参与更加呆板的现实……过去的、美好的友谊,已经过去……

可是圣诞节——适合做fruitcake(果子蛋糕)的季节——每年都会迫近一次。只是,没有人再会和“他”如此亲密无间的、欢欢喜喜地做蛋糕了……

《圣诞节的回忆》的主体部分,气氛如此之好,充盈着天真、喜乐。凌驾于真实之上的童年的感觉发散在字里行间,承载着很古怪的友谊——那是一种忘年交。

1930年代,一个7岁的男孩,和一个年事已大的远房女亲戚、以及一条母狗生活在一起。

每到十一月的月末,老女人会说:这是做fruitcake的季节啊!

于是他们开始忙活起来,整个圣诞季,他们都在忙活。与许多美国人一样,他们在庆祝这一最最值得庆祝的时节。

他们如何忙活和庆祝?首先,俩人和狗儿一起,来到户外,推着破破烂烂的婴儿车,采集核桃和其他果子。然后,他们开始剥开核桃,配制蛋糕。

每年,都要做30个蛋糕。

制作蛋糕,需要用到威士忌,而那个年代是禁酒的年代。所以一老一少又得结伴出去,前往非法的酒馆里,去沽酒。酒馆的主人叫做“哈哈先生”。“哈哈”看上去凶得很,挺着大肚子,瞪着眼珠子,面孔上还有刀疤。然而,“哈哈”的心地其实很好,是爽快的人,他给出了烈酒,却没有收下酒钱,只希望日后能得到一只蛋糕。

做好蛋糕,女人和男孩一起喝下余下的酒,并开始跳舞。这吓傻了过来看他们的亲戚。

老女人和男孩都没钱,每年只会获得一点点零钱。那些钱会保存在缀着珠子的钱包里。

得好好保存这笔钱,它会被用作邮费——每一个做好的蛋糕都会被寄出去,寄给三十个他们喜欢的、善良的人。有一些人仅仅见过一面,有些人则无缘得见——比如白宫里的总统(他们也爱他)。这一年,女人和男孩要做30+1个蛋糕——不要忘记“哈哈先生”。

蛋糕做好,寄出。他们又没钱了。但圣诞节的氛围还在加剧,他们要继续庆祝!

下一步,就是砍伐和装饰圣诞树。于是俩人再次启程,砍下粗壮的树,拖回家,用家里的零头碎脑(比如一些彩纸)装饰它。

到了互赠礼物的时候了。女人想送男孩一辆自行车,但她没有钱,只可以自制一只风筝。男孩在节日里,放飞风筝……

翌年,男孩离开了女人,母狗在那一年里被马踢死,女人在几年后也死了。

女人死去前,男孩会在每年的圣诞节时收到一枚蛋糕。

杜鲁门·卡波蒂的《圣诞节的回忆》已经感动了无数读者。这真是一个简单而美丽的故事。我们的回忆,都是“不真确”的,那么为何不用创造力,去重新再现童年的回忆?卡波蒂那样做了。《圣诞节的回忆》是他最为成功的故事之一。

杜鲁门·卡波蒂是gay,不可能顺遂地进入社会的秩序中。尽管他是名利双收的作家,但不一定活得很开心——现实生活中肯定有很多难过的、持续涌现的、大大小小的槛。由此看来,童年对他,会更值得被保藏,因为走出童年后,生活就会失真了……

做此记录时,恰是圣诞季,是适合做fruitcake的季节呀!

艾丽丝·门罗的《我母亲的梦》

故事的关键词:女性、母女、养育、婴儿、争夺关爱、梦、古典音乐、嚎哭、房子、老姑娘、过失杀人、后设小说(metafiction)

故事的高招:化身女婴,想象母亲,扩充朦胧的爱和恨……由此,接纳不可理解的东西,并成为女人。

我是艾丽丝·门罗的拥趸,爱她的故事,爱她对于故事的高超处理,和叙述时的从容、沉浸的姿态。

如诺奖评审所言,艾丽丝·门罗是“当代短篇小说大师”。每一次,她都没有令我败兴——但若只读一半,往往不会解开故事的奇异趣味——必须慢慢接受门罗的完整的故事,方才会在恍然之中,连连击节叫好。

门罗的叙述脱离了契诃夫以来的框束,贯通了各种各样的意识,用其实非常容易读下去的句子,构造了错综的、极其丰富的东西。门罗的小说如此rich, 我的评述绝对无法呈现其厉害的面目。但我还是要勾勒一些东西,捕捉一点光影。

门罗的所有的故事,都比较长。

《我母亲的梦》在上世纪末期的作品,那时候的门罗已经可以驾轻就熟地处置小说。

《我母亲的梦》很复杂,但绝对不算是门罗故事中最复杂的那一类。它是一个“后设小说”,叙述者是年龄不详的年轻女人,在她所讲述的故事里,她以有心智的婴儿的姿态,想象了一段当年的、母亲的经历……

在这种想象中,叙述人又做出了“想象中的想象”,让母亲做了一场梦。那场梦被放置在小说的开端。梦中,酷暑时节下起了雪,母亲感到自己把女婴遗弃在了雪中;这位似乎很不负责的母亲在恍然间反悔了,跑入雪地,把即将死掉的孩子抱回来了……

对于“后设小说”,“讲故事”这件事本身,就具有奇怪的意义。面对《我母亲的梦》,必须要提出如下问题:作为女儿的“我”,为什么要设想当年的母亲?又为何要设计出一场“危险的梦”呢?

小说太丰富。让我将非线性的情节归拢,说出情节方面的概要。

小说里的“妈妈”是音乐学院的学生,小提琴专业,结识了很阳光的男孩(很多地方非常男孩,而不够男人),怀上小孩。

小孩的爸爸投身二战战场,在练兵时死于火灾。此时小孩还在娘胎。

于是,大肚子的“妈妈”被接到夫家了。

夫家有三个女人:那位外婆,神智已经趋于迷糊;大姑姑是邮局里面的领导,做事干练,有时候会显得过分冷静和强硬;二姑姑和大姑姑不一样,好像有点神经质,在面包房里上班,做面包的时候就会非常投入,休息的时间就在家里照顾老母。

请注意,大姑姑和二姑姑都不是美女。而二姑姑,也许有点丑。对于情爱和性,二姑姑将一直无法体验和参与。

而在大姑姑那里,一种有点不伦的情愫一直在蠢蠢欲动——她似乎喜欢上了邻居,那是一位有妇之夫。

“妈妈”是美人。但“妈妈”不在意自己的美丽,也并不适应新家的生活。“妈妈”非常单纯,只想演奏古典音乐——她喜欢音乐学院里面的状态——不喜欢,也不擅于做别的事。

有点遗憾,新家的其他成员都不喜欢古典音乐。

“妈妈”是在迁居新家的派对上临盆的。

生下“我”后,妈妈一度没有成为“妈妈”。因为她似乎根本不会响应“我”的呼号。当“我”哇哇大哭时,可以安慰“我”,也愿意响应“我”的,只有二姑姑。于是,一个错误的情感模式生成了——“我”把二姑姑视为“妈妈”,二姑姑也越来越投入地充当起了“我”的妈妈!

但此局面不会长久啊。

有次,两位姑姑协同外婆外出,房子里只有不会也不肯当妈的女人,以及“我”。那一天“我”声嘶力竭地哭啊哭,但亲娘根本不知道如何对付“我”。“妈妈”手忙脚乱,进而手足无措,然后就启动了她已经习惯了的行为模式——不去听我的声音,自顾自地开始演奏小提琴。

“妈妈”用小提琴,对抗“我”。“我”用哭声,争夺和唤起“妈妈”。这是一场大战!!!

“妈妈”终于精疲力竭,到了要吃阿司匹林之类的药物的程度。她吃了点药,刮下一丁点儿药粉,放在我的奶嘴上,并用一块布,罩住了我的脑袋。

随后“妈妈”睡去,做了一个梦,梦里,“她”扔掉了我,然后再次抱回了“我”……

两位姑姑和外婆因为意外,提早归家。一进家门,二姑姑马上感到异常。

发现无声无息的“我”时,二姑姑立即感到:“我”死了——“我”被“我的妈妈”谋杀了!

顷刻间,二姑姑陷入疯狂,歇斯底里的叫喊。而“我”的妈妈,则从梦里慢慢醒过来。

“我”没死,罩住我的布上都是网眼,“我”可以呼吸。“我”只是因为吃到了助眠的东西,而沉沉睡去了……

此事过后,“妈妈”开始正视为人母的身份。后来她成为了一名职业小提琴演奏者,加入交响乐队,嫁给了新爸爸,又生了两个娃。

二姑姑几度被送去精神病院,后来一直在做面包师,一直未婚。

“我”已经长大了。人生最初时刻里很有效的哭号,已经不再奏效了。当“我”哭的时候,其实任何人都没有义务来关照“我”了。“我”和“妈妈”的关系不好不坏,和一般人家的母女关系也差不多。而“我”的姑姑们,尤其是二姑姑,已经绝对不可能如早先那样地与“我”相处了……

争夺关爱的时间,过去了。

“我”想象了“妈妈”,为“妈妈”造梦,接纳不可理解的东西,成为女人。

*

艾丽丝·门罗太厉害了!当你读她的故事时——沉浸其中——会发现她的语言和叙述技巧一样,都极其厉害。

她有一百多个故事。我会慢慢接触,慢慢记录,慢慢叙述,慢慢回顾;并慢慢借由她的某些能量,增益自己的技能!

渡江时,心思晃荡

你知道吗?我在做“奇怪的访问”:一个人,背着比较沉的器材,穿过长江,到魔都,找人聊一聊。我把谈话的内容做成“节目”。至于为什么非要这样做不可,内中原因颇为复杂。让我先不去谈它。

***

上一次从崇明岛去上海市区,无果而回,独自来去,空跑一趟,被放鸽子,呼吸了一点比岛上混乱一些的空气。

去长江对岸,行船需要三刻钟。船会在长江入海口以西入水,向着东南方向斜行。

坐入船舱,就进入了密闭的时空了!舱体全封闭,乘客休想走上甲板,只可以戴着自己的口罩看自己的手机,或者打个瞌睡。

行船时噪音很响,够得上轰鸣的级别,但很多人仍然可以有滋有味的睡着。对于那类随时随地就可以将自己摆渡到梦乡里去的人,我一直都很羡慕。

交通工具创造了孤绝的时空,让数以百计的陌生人排排坐着,给予统一的奔头、统一的中继站,并且抹消掉了“过程感”。在此期间,确实适合做梦。
据说,因为疫情,全球的“梦”增多了。

“梦”的扩张,不仅仅是因为居家时间和睡眠时间的增加,更因为种种“不稳定感”的滋扰。“梦”是一种疏解情绪的机制,让人在安全的状态下,体验深层的畏惧和欲念,从而消除悬垂着的、晃荡不休的情绪。

在2020年,更多人需要“梦”——因为很多种的生活,都在原地晃荡。

*

我已经说了:在往返于崇明岛和上海市的客船里,人们无法轻易地观察水,更不可能亲近水。

小时候,船的格局不一样,乘客们可以随随便便地走上敞开的甲板。那时,我会瞪视白浪,同时望见狂飞的小型白鸟——螺旋推进器会杀死一些沿路的鱼儿们——将它们打成鱼酱……而鸟儿们会适时俯冲,叼起好嚼的食物。

据说是如此:有了小聪明的鸟,学会了跟随大型绞肉机器……但我从未见证过鸟儿成功捞肉的瞬间,因为我是近视眼;或者,因为没有那么多枉死的鱼,却始终有那么多痴心的鸟?

长大后,水花依旧四溅,但自己无法靠近它们了。小时候的许多痴心倒是没有完全消失。

生活中的“屏蔽物”,在扩张;许多人的安全区,在收窄。

2021年,我要移除一些屏障,疏通一些风,引导一些水……

*

2020年,一些以长江为生的人会手足无措,因为漫长的休渔期启动了,为期不是一年半载而已,而是十年!!!在船上生存的人们,只好另谋活路了。一些人会在政策改变之年结束生命——许多捕鱼人并不年轻,已知“天命”。

沿江的小港里,本身总会聚集着“船上人家”。我会看到:小孩子们在不同的小船上活蹦乱跳,好像非常不适应静静停泊着的模式。而在2020年的下半年里,此类光景被一锅端了。部分鱼类得福,一些渔民掉头哭。

我家隔壁有个卖绳网的人家,生意恐怕也受点影响了——岛民买绳网是为了捕鱼,一般不是为了SM;但也有一个看似十分镇定沉着的男人,用绳网绞死了自己的儿子,而邻居们竟联名上书,要求从轻发落——那是许多岛上怪案中的一桩!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提到那个案件

*

生存在长江入海口的生物中,有一种喜欢翻滚的稀罕家伙,俗称“海江猪”。禁渔令下达之前,“海江猪”们已经是不可侵犯的稀罕生物了,因为它们为数不多。但我爸爸却说:“我年轻的时候,一直可以看见“海江猪”,成群结队,‘矢没头顶’(前两个字读shi mo,崇明话,大意是:身躯反复浮现,头又不断如箭头一般刺入水中)。”

“海江猪”的学名是江豚。我在电视新闻中见到了它们的背部。它们过快地在水与空气间切换身体,即便不眨眼,也无法看清它们的脸。很多生物,悄悄在我身边几公里处活动。不给我好脸看。

在吃不到猪肉的年代里,有人是否吃掉了一些豚类?我想答案是显而易见的。2020年,我也没吃到多少猪肉。肉价不低。我想: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不会吃有脸,却拒绝露脸的生物……(这段纯粹是说笑,莫怕。)

*

现在,我想提及历史中的“传奇生物”:“长毛”。

由于“长毛”的关系,我的老祖宗才涉水来到了崇明岛。也就是说,“长毛”催逼我的祖先,令他们从陆上居民,变成岛民。我的爸爸不相信“长毛”的传说,我的奶奶则将信将疑。

当我的奶奶还没有住进敬老院时,她的神经还是稳定的。有几次,她坐在藤椅上,突然开腔了:“老祖宗要来崇明住,就是因为‘长毛’呀。‘长毛’啊!可我,到了现在了,还不知道‘长毛’是什么啊?!”

那种时候,我的爸爸就会冒火。他会大声呵斥,令他的妈妈闭嘴。但我已经听到了——长毛!!!

我的爸爸不喜欢谈论“奇怪的力量”。他是朴素的男人,接受一切可以摸得着的东西,也抗拒历史和未来;也许,他会比较喜欢“墨子”,但绝对不会喜欢“老子”,也讨厌“人情进退”之类的事——那会让他的脑子转不过来,继而变得愤怒起来。

什么是“长毛”?对这问题,我已经有了答案了。

小时候,我以为“长毛”是指猛犸象一类的巨兽。有时候,我会把“长毛”当成一种象征;一类抽象的、无确实面目的魔鬼;一种祖先的借口……也有一些时候,我把“长毛”当成是奶奶脑中的虚构的东西——类似一种“角落生物”。

忽然有一天——前几年的某一天——我明白了。我知道了什么是“长毛”。
知道什么是“长毛”时,我感到惶恐。“长毛”迫使许多人进入岛上,为了命、为了离开血泊……历史的洪流,会制造无尽的余波。

是这样的:在清朝,男人需要剃掉一半的头发。如果不剃发,就变成了“长毛”。一些“长毛”从两广一带北上,沿路的人纷纷断魂。事实上,“长毛”发动了内战。他们的旗号是:“太平天国”。这些“长毛”曾在上海周边大开杀戒,我在一本叫做《天国之秋》的历史书里看见了一些恐怖的资料,那是由传教士记录下的——关于尸体和血水构成的河流。

也许我的祖先感受到了血光,于是开始渡江,变成岛民。长毛没有望洋兴叹,因为他们的目标并非孤岛。

奶奶不会知道什么是“长毛”;爸爸也拒绝了解。我则忍不住去想象,去勾连水波另一面的东西——也许,我是小说看多了……

*

行船时,船体摆荡的幅度随着风的大小而变,船行速度则随着潮水的大小而伸缩。

一般而言,在三刻钟之呢,船会靠入“宝杨路码头”,它位于宝山区,一侧是“淞沪抗战”的“敌方登陆区”,曾经发生过血雨腥风的战斗,国军的精锐力量在此役中被重挫(古代的倭寇亦会在附近开展滋扰,清朝的皇帝甚至为此树立了一个碑,用以肯定抗寇官员);另一侧是国际游轮港。

疫情发生后,游轮港那边变得非常宁静,“人”与“病毒”都没有逐浪而来。

靠码头前,不微笑的乘务人员打开舱门,新鲜的空气撞击在我的口罩上,我无从感知它们的味道。

从舱门中望出去,会看见缆绳,以及一个上下船的栈道。许多乘客提前起立,在门口等待。照片上的这扇门是不准同行的,门口没有等候者。

基本上,我不喜欢提前站起来。

我不知道为什么百分之四十的乘客会迫切地站起来,这种多余的争夺感让我感到不安。此情此景,好像彰显了一种危局:我总会是一个退步分子;一个不去追求美好生活的人……而其他人,则在任何无需争夺的时候,迅即摆出凭空进取的姿态,即便那种姿态仅仅是“身体性”的……

你坐过飞机吗?在飞机上,肯定也见过类似的状况吧?也就是说,飞机尚在滑动、舱门尚未启动时,乘客已经蠢蠢欲动;而空姐会招呼一下,请大家的屁股不要在座椅上蹭来蹭去的。待到飞机停稳,人们会马上立起来,站在过道上一动不动的呆着。此类身体趋势因何而生呢?当人们即将从空中和水上脱离,再度站上地面时,心灵会变得焦急起来吗?那是一种隐匿在基因深深处的忧烦和恐惧吗?我想,事情肯定没有那么复杂吧?

几分钟后,我离开长江,进入大陆。

几小时后,我回到了岛上。

故事笔记本(1-4)

关于故事和短篇小说,每天读一点,再在笔记本上记两页。

2020年中,重新发现了纸笔。握起钢笔写写蹩脚字,会忘掉时间,也记下了时间。

在书写和勾画时,一些意思浮现——不是凭空时可见的。

短篇小说千变万化,无穷无尽,各家各样。为什么一些短篇小说是厉害的?让我打开笔记本上,边记边想。并在这一日里,再读下一个故事。

2020年12月9日到12日的四天里,对四个故事做点review,记到笔记本上。

四个故事分别是:布鲁诺·舒尔茨的《肉桂色铺子》杜鲁门·卡波蒂的《花房姑娘》海明威的《一个简单的调查》川端康成的《近冬》

布鲁诺·舒尔茨的《肉桂色铺子》

故事的关键词:城市、冬天、幻象、绘画、儿童视角、黑暗迷宫、沉迷、逃逸、想象性的视觉经验

故事的高招:有限的、灰暗的经验vs.丰盈的、亮闪闪的感觉

布鲁诺·舒尔茨总在限度之中,涂亮已趋昏黑的东西。

故事里的小朋友有着执迷于某种状况的爸爸(在舒尔茨的故事中,这样的爸爸一直存在)。那位爸爸在白日里漫游,进了剧场,看到起伏不定的、帷幕上的面具。此时,跟随他的小孩得到任务,要回家取点零钱。小孩这就上路,冲入冬季的黑夜,在变成迷宫的街坊中狂走。很快,小孩的脚步变得不受约束。他放弃了任务,看着街道上的事物,沉入想象性的世界中,不可自拔……

标题里的“肉桂色铺子”是街边的一些店铺,外墙是肉桂色的,内中有各式各样稀罕玩意儿——对小孩来说,那是“无尽藏”!故事里的小孩无法走入“肉桂色铺子”,但他用绘画者的眼光,让有限的经验变得没有约束,在如迷宫的城市里,感到了不可思议的、必然瓦解的丰富感——迷离的感觉,会随着天亮而消散……

杜鲁门·卡波蒂的《花房姑娘》

故事的关键词:爱情、性、妓女、童话色彩、民间风味、淳朴、没有选择的选择、生活的权限

故事的高招:将性和爱分离,在傻呵呵的、花样的气氛里,放置下很残忍的东西。

杜鲁门·卡波蒂是《蒂凡尼的早餐》的作者,电影不坏,小说很好,但电影版和小说原版大相径庭!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电影中赫本那样的女孩,在小说里不存在;小说里的女人,更应该由梦露来演。

卡波蒂就是这样——创造的故事会被改动,降格为大众乐于接受的东西;文学中的残酷感会消失。

《花房姑娘》是随《蒂凡尼的早餐》一起出版的。可以潦草地对待它,将它视为淳朴非凡的爱情童话,也可以从中看出非常凌冽的东西——那个女孩,其实没有选择生活的权力,并且基本上已经遭受了虐待……

故事发生在海地的太子港。

故事里有两个房子,第一个是名为“香榭丽舍”的妓院,第二个是山区的男人搭建的“花房”。

故事中的女孩出生于穷困人家,本是山上的娃娃,比较没头没脑,少女时代就已经和许多男性发生性关系,并住进城区的妓院,在那里工作。她体验了许多开心的事情,但没有体验到所谓的“爱情”。

她问巫婆:什么是爱情?得到巫婆的开示:当你手拢小蜜蜂,不被蛰疼的时候,就有了爱情。

有一次,姑娘在斗鸡场上看见了山上下来的男人,发觉自己有了“爱”,跟他走上山,回到淳朴的状态,变为人妻,熬住了婆婆的诅咒,过上似乎很“和谐”的生活。但那男人会突然告诉她:为了偿还某些东西,我要把你绑在外面。

姑娘被绑在花房外面。妓院里的“姐妹”前来,起意搭救,但那姑娘心意已定。当姑娘被“姐妹”松绑后,没有跟着离开,而是说:请把我绑回去……

海明威的《一个简单的调查》

故事的关键词:私人谈话、军队、微观互动、同性恋

故事的高招:隐藏了动机,制造了暧昧,催生了压力,迫使读者也参与调查、开展寻味……

很短的短篇小说,可能会令许许多多人感到完全摸不着头脑。被编入故事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中。海明威三十岁之前的作品。

三个意大利军人在雪天里待在一起。一位是少校,一位是他的副官,一位是小兵。

故事开端,少校完成护肤,抹上防晒油之类的东西,命令副官去办一个简单的工作,随后进入边上的房间,并呼唤士兵进去。少校的脸很白皙,士兵被晒的黑黑的。

在房间里,少校打探了士兵的私生活,追问一个问题:你到底有没有喜欢的女人?或者说,有没有喜欢过女人啊?

士兵给出了肯定的答复,但似乎回答得不够坚毅——有些难以招架眼前的权力。此间,屋外的副官处在某种既在场,又不在场的暧昧局面里,好像在旁听,又可能什么也不知道。

少校似乎得到了一些答案——不一定是他要的答案,于是放走了小兵。小兵继续干活,红着面孔。

少校的动机是什么?谁是同性恋?有没有必要追问这一点?

你是否也爱做类似的调查?——逼问别人类似的问题。你的动机又是什么?

川端康成的《近冬》

故事的关键词:季节更迭、生活卡顿、冥想、对峙和对弈、寻求变化而不得、男女关系

故事的高招:营造出被禅意缠绕着的,不能动弹的的身心感觉,形成不声不响的压力。

川端康成写了很多比较短的短篇。在日本,那类作品被称为“掌小说”。《近冬》是一个不被人聊起的“掌小说”。

故事发生在有温泉和瀑布的疗养地。故事里的男人和同居者在此居留了数年。他们常有一种想法:要结婚成家。但事实上,他们只是处在同居状态里,并且已经分床睡,睡姿会相似。

故事的开端,男人和和尚下棋,因为感到冬天的逼近,而心中紊乱,棋力大减。季节在变换着啊,可是,他的生活却已经卡住了,卡住了很久呀!

这个很短的故事包含着丰富的情节。在故事的下半程里,讲到了山中寺院的由来。

——德川幕府年代,一个武士因为不肯蒙羞,而杀掉了主公的家臣,并杀掉了自己的傻儿子。随后遁入山林。一段时间里,同一种噩梦反复侵扰他,梦中,那家臣的儿子用刀砍他,一刀下去,就被砍中……为了消除噩梦,武士在瀑布下冥思,反复让梦境浮现,梦中的他被一次又一次地击杀,突然,有一次,他冥想到了新的图像:刀落下去,没落在他身上,而是落到了边上的石头上。豁然之间,武士有了觉悟,得到了自由,挥去了噩梦,并承担了“责任”,脱离了世俗,成为了僧人。

这个被插入的故事,暗示了某种困境的难缠——要祛除恶性的心绪,必须承受压力,且依靠自己;要有下一步行动,必须得在心灵中打通一些东西……

现实中,那个男人不知道有没有觉悟到什么,入夜,他和僧人告别,回到同居女子的身边。而冬天,更近了一点。

男人,会不会迈出下一步?他的心中,有什么块垒,又要如何击穿?

外部世界在变化,自然而然;而人生,又如何才能顺势而变?

*

翻故事集时,随意看到了《近冬》。它是冷门的故事。

《花房姑娘》则是大众化的,许多人会讨论它。

《一个简单的调查》是暧昧的,微观互动中会有多少种起起伏伏?有些事情到底能说还是不该说?

《肉桂色铺子》可以激活感官,让有限的生活变得如梦似幻。但日常里的贫瘠,终究还是会覆盖掉一切想象中的图像?

作为小说,它们都好。四篇,完全不一样。短篇小说的世界就是那样,非常多姿多彩。

手机的光,和涡流

画画的人叫Salman Toor,萨尔曼·托尔。他住在纽约,比我大五岁,会用粗和短的线,创造郁郁葱葱的区块,显示同志间的社交——加入或者形成社群的倾向,以及在此趋势之下的犹疑——归根结蒂,我们也许并不相连相系。

在柔和明亮的界面里,有种锐利的、光滑的、具备胁迫力的东西。

那东西,是手机。

*

你会看见它,因为它必定会被目光抓住,也必然会去截获目光。在这翡翠色的世界里,手机之光,绽放变调的绿意,捎带着黄绵绵的东西——生机好像被它聚敛着,同时又被它随意地射出去,射在看它的人的脸上。

我们的脸上,有没有出现投影?

这幅画,名为Bar Boy,吧男。我伸出手指,点点人数——十七——要是没有晃眼的话。

有人在搂抱,有人在睡觉,有人在做性交前的社交,有人单纯只是在那里——又或许,根本不在那里。所谓“生活在别处”,这短语,已经变得很油腻。

我的手机上没有新讯息,所以我才有空闲继续打字造句。

*

见到这幅画,我想到已经不复存在的,上海最早的gay bar。

在那里,我与一位“一直在看手机的男孩”有了一场对话。我与他,分别只说了两句话。我不会忘掉那场谈话。因为它很迟缓,又很惊心。

继续阅读“手机的光,和涡流”

有几个成人,消失掉了

1

在市中心的巨鹿路上,我见到了皮人P。她是有趣的女子——有时温婉、有时活泼;动静相宜、善解人意。我和她是老朋友,认识了快十年了。

我们沿着巨鹿路往西走,步速很快。我爱暴走。皮人P能根据我的步速,巧妙地变换步速。

此时是十一月的午间。路边走着不上班的年轻人,以及许多成群结队出来午休的白领;好多蓝色或者黄色的小车按照手机上的指令高速移动着,有些骑手戴着兔子耳朵造型的安全帽;有几位,响应了近在眼前的节日的召唤,顶起了鹿角造型的头饰。好像,他们情愿让自己变成动物——变成那类比人类更灵巧、更有耐力、更懂得忍受的动物……(有时,我也会有那样的愿望和欲望。它们不是善念。好在,只是闪念。)

沿街的小店们处在自然而然的状态里:有些有待关张,有些预备开张,咖啡店接二连三地冒出来,但我闻不到咖啡香;潮男潮女们坐在虚掩着的门面里,面色比骑手们健康一些,但也阳光不到哪里去。在2020年,巨鹿路和附近的一众马路一起成为了“网红路”,那是潮人们和那条马路互相沾光、相互揩油的结果……而我,是过客,甚至不会变成路边的消费者……

走着走着,皮人P的面孔转向我,欢欢喜喜的表情随着一阵秋风的飞离而散掉。接下去,她将讲出一则消息——基本上,那是坏消息。

皮人P说:“她消失了。确实是‘消失’。就是说,任何朋友都联系不上她了。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将近一年。

皮人P所说的那个女人,一度在巨鹿路的东侧活动。在某些圈子里,那人有过一定的名声——不见得是好名声。许多人会觉得,那人总是非常凶狠,并且会无所忌惮地、时时刻刻地、露出自己的凶相;还会口无遮拦地评议站在她旁边或背后的人。在本世纪的头一个十年的后期,那人在巨鹿路上开了一间独立书店——我曾进去过几趟。有几次,我意识到她在店内,因为我分分明明地看见:书架的间隙中有个看上去凶光外露的女人。那些时候,这个女人会扫视我一下,再扫视一下我正准备翻阅的书或杂志,就像一个心狠手辣的语文老师准备在一张卷子上画上一连串的红色大叉那样,她的举止中会释放出一股邪门的、又恨又爽的感觉(也许她并无此意,但给我的感觉就是如此。那感觉非常强劲,我记得很牢)。也许,对大多数进店的人,她都会给予这等“礼遇”吧?拥有如此之性情和神色的人,怎么可能经营一家店铺呢?即便,它是书店?

附带一说,那人的书店已经在四年前关闭掉了。我去过那儿四五次吧。某些时候,我会在一些平淡的书中发现一些有点怪的书,但不总是能够发现它们……

有次进店的时候,我刚巧听到她在开骂,或者说,大大咧咧地表达自己对“文化圈”的意见。我记得她在这么说(以下的话语未必符合实况,是我根据记忆中的信息加以演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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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蜻蜓,伸出舌头笑

昨天(2020年10月9日),一只红蜻蜓来到我家的院子里,站在撑起来的晾衣架上。

蜻蜓会迁徙,有些品种甚至能够远涉重洋。来到我家做客的红蜻蜓飞了多久?有没有飞过长江?它的伙伴要飞向何地?

搜索一下关键词:“蜻蜓+迁徙”,你就会看见许多惊心动魄的、仍然是奥秘的信息。你会发现:蜻蜓可能是最会迁徙的昆虫;一些蜻蜓会从印度南部飞到非洲;另一些蜻蜓必须年复一年地穿越北美大陆。

蜻蜓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呢?人们弄不懂。

很少有人会对凌空快飞的蜻蜓啧啧称奇,更多的人如我一样,只会定睛于盘旋中的、或停泊下来的蜻蜓。

*

上幼儿园的时候,阿姨说:小朋友们,要是你们看见许多蜻蜓飞得很低,那天就会落雨。

小时候,我总看见许多蜻蜓飞得很低很低,低到足以被我的头顶顶到。但回想起来,那时候的天空却是晴天多过雨日。

到了现在,我基本上看不到成片低飞的蜻蜓了。

生活的“气压”已经改变,蜻蜓们不再眷顾我所在的岛屿?

*

看上去,来到我家的红蜻蜓有点累了,暂时不想自由地飞,而是想要宁静地停……

我举着手机凑近它,它却没有动身。

“欲立蜻蜓不自由”——这是一行现实的诗句,和“早有蜻蜓立上头”相比,前一句更加能够挑拨我心。

我这个人,没能速速占据什么位置啊……想到这点,这让我略感忧烦。
现在,我坐在岛上的屋子里,写着不可以被归类定性的、碎片状态的东西。

小窗外,天朗气清,正是一年好光景。

今天没有蜻蜓飞过来;夏日的苍蝇也都飞走了——它们不会渡江。

*

蜻蜓的英文是dragonfly,硬生生拆开来看,是“龙飞”,也是“龙和苍蝇”(dragon的意思是“龙”;fly既有“飞行”之意,也可指代“苍蝇”。)

名字之中,渗透出了“集体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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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了奇怪的罪行

秋天来到前,看到了三桩奇怪的罪行。

其一发生在长江对岸的魔都,其二发生在海峡对岸的台湾,其三发生在我所在的岛上。

我通过三种不同的渠道,见识那些“罪”:1)上海电视台的夜新闻(黄金时段的播报)、2)YouTube上的政论(那边的动静无法轻易地穿墙而来)、3)岛上的法制宣传片(区级电视台的小栏目)。

第一桩罪有点像是滑稽戏。它是“很安全的“罪”——在它运作的时候,肉体没有感到痛苦物体没有被污损。

然而,“罪犯”却被判了两年零三个月的徒刑。

后两种罪,是很残酷的:砍掉了一个人的脑袋,勒紧了另一个人的气管,终结了两个人的性命。杀手和死者的关系很不一般:儿子砍杀了妈妈爸爸弄死了儿子

但是,那个儿子没有获罪,那个爸爸也被减刑了……

将三种罪并列起来时,我感到有点晕乎;而在回想独立的罪行时,紊乱感就会减低一点……

是不是这样:事情被孤立起来看待时,似乎总能得到一些说法,找到一些说得通的解释,而一旦交错起来看待,不同的说法和解释就会缠结在一起,进而扎住心眼——别扭的感觉由此而来。

下面简述三种罪行的轮廓——荒谬而惨淡的轮廓。

*

罪行一:要去监狱的女人如愿以偿,然后反悔

在青浦区(上海的市郊),年过半百的退休女子在金店里看货,请男服务员取出两条链子。

探头录下了此后的一分钟,那会是犯罪的全过程:那女子拿起金器,跑到店门口,此时服务员冲出,将她截住;她束手就擒。

犯罪行为,做算完了。

东西没被抢走,女人去警局自首。然后,她被判刑:蹲班房两年零三个月。

犯罪者在庭上说:(我)没有固定居所,想住到监狱里去。

电视上也出现了审理此案的女法官。她比较年轻,从容地向记者介绍:“了解下来哦,她是有退休收入,也是有积蓄的。(她)到市区住了五星级酒店,一共住了一个多月,把三十万积蓄全部花完了……”

电视上的信息差不多就只有那么多了——想要改变生活,住进豪华酒店,一个月花完了积蓄,感到接下来没有住处,想住进监狱,这就开展了必然被立即拿下的罪行,此后“如愿以偿”,住进监狱了。

晚间新闻的播音员说:经司法鉴定,犯罪者有完全行为能力。

并说:她感到后悔。

那时,画面上再次出现女犯。她面朝镜头(不面朝的话,也没什么差别,因为她的脸上只有一团浆糊状的斑块)讲出如下意思:进入监狱后,发现现实和想象中的有差别,所以后悔了。

她的语速很平稳,所说的信息虽然总体上很荒唐,但细节上却非常符合逻辑:因为感到“现实和想象有差别”,所以才后悔——监狱生活不如自己的预期——并不是因为犯罪行为本身而后悔。

我上网搜寻,在另一段新闻里看见了相同的报道。

但是,后一段的报道中增加了一层关键信息。播音员说:犯罪者患有一种叫做“恶劣心境”的疾病,但她仍然具有完全行为能力。

“恶劣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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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爱过的东西,扎穿了那些爱:我和我的狗,碰到了刺猬

中秋后的夜晚,月亮还没变小,虫鸣不响,落叶未降。

二十二点左右,我和狗在岛上散步。

我们可去的地方非常有限,总在绕着各种圈子——或者瘪一点的圈子、或者鼓一点的圈子、或者更加畸形的圈子——然后回到家里。

夜色里,狗的感觉优于我。当他在草地上蹦跳时,忽然大叫几下,把鼻子凑近一团刺。

他发现了刺猬。

这是他平生第二次遇到刺猬,也许,也是我毕生中第二次与野生的刺猬相会?

几秒后,狗知难而退。他不会继续招惹,而我试图摸一下那些已经耸立出来的刺。

此时,刺猬彰显孤僻的性情,近乎于无声无息地,抵御了我的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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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已老化,停止向电台和声讯台打电话

以前,人们读报纸;甚至会在报纸的底部或者中缝里找信息。

那个时候,上世纪的末期,我十来岁,没法预感“互联网”的威力——99%的男男女女和我一样缺乏想象力,不知道人与人的联系方式即将大变。

当时,“城市报”开始浮现。上海地区开风气之先,产生了《申江服务导报》。它们是花花绿绿的、厚厚的几叠纸;有时候有三十多版,有时候厚达一百二十多版;每周出版一次,售价一元;登载形式不拘的文章,讨论中青年们喜闻乐见的事;也会论说社会问题(当时的言论空间较之现在而言,其实更加宽敞啊);并且总会加塞一些鲜亮的铜版纸,上头印着如今或许已经不知所踪的、生死未卜的小明星们的全身照——他们刚刚收起憨憨的姿态,学会“扮酷”,但无论怎么故作老成和阴沉,也比TFboys来的更为阳光(私人记忆,不是真相——它“修正”了真实)……

一周又一周,“城市报”被输送到岛上的报刊亭,掀动外部世界,制造虚幻的真实,对部分儿童——如我——构成了性质不明的引力(实际上,儿童绝非其目标受众,白领们才是)

有时候,幼稚的我感到:报纸如同游戏场!并且觉得在未来,自己的文字兴许能够印在上面,会加入那热力朝天、周周不辍的游戏——在未来的十多年里,那类报纸会大行其道,并在2010年代里急速式微,如今已经灰飞烟灭了。而我,会在印刷产业的“至暗时刻”加入印刷产业,随后就失业了……

千禧年前,那个十来岁的我,常捧着《每周广播电视报》,钻研电台的栏目设置——我爱收音机。由于“近视”的关系,我被早早地剥夺了看电视的机会,故而从幼儿园开始,就与收音机为伴。

听多了,就滋生妄想,想在长大后做电台节目的制作者——不是主持人,而是坐在主持人背后的那个真正有想法和权力的人——后来,我弄明白了,他们基本上是同一个人,并且都不是想说什么就能说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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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不会聊天啊?我大概是“司炉”?——看了辩论后的浮想

地球另一面的总统大选逼近,如我这样的岛上土鳖,也昂起脑袋加以留意。

关心和自己“不太搭界”的事情……这多少有点伤心和伤脑筋。

没办法,和自己更加有关的公共事务,自己是无从参与和介入的,就仿佛处在一个黑漆漆的剧场里,不得不瞪大眼珠看着光鲜明丽的人们反反复复地从黑暗之中走出来、喊几嗓,传达种种腾空的指令——里面的一些指令如迟钝的镰刀一样,飞着飞着,就不再继续飞,而是猛然跌落在身边,或者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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