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了奇怪的罪行

三桩罪行:想住监狱、抛下妈妈的头、顺势勒死儿子

秋天来到前,看到了三桩奇怪的罪行。

其一发生在长江对岸的魔都,其二发生在海峡对岸的台湾,其三发生在我所在的岛上。

我通过三种不同的渠道,见识那些“罪”:1)上海电视台的夜新闻(黄金时段的播报)、2)YouTube上的政论(那边的动静无法轻易地穿墙而来)、3)岛上的法制宣传片(区级电视台的小栏目)。

第一桩罪有点像是滑稽戏。它是“很安全的“罪”——在它运作的时候,肉体没有感到痛苦物体没有被污损。

然而,“罪犯”却被判了两年零三个月的徒刑。

后两种罪,是很残酷的:砍掉了一个人的脑袋,勒紧了另一个人的气管,终结了两个人的性命。杀手和死者的关系很不一般:儿子砍杀了妈妈爸爸弄死了儿子

但是,那个儿子没有获罪,那个爸爸也被减刑了……

将三种罪并列起来时,我感到有点晕乎;而在回想独立的罪行时,紊乱感就会减低一点……

是不是这样:事情被孤立起来看待时,似乎总能得到一些说法,找到一些说得通的解释,而一旦交错起来看待,不同的说法和解释就会缠结在一起,进而扎住心眼——别扭的感觉由此而来。

下面简述三种罪行的轮廓——荒谬而惨淡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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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行一:要去监狱的女人如愿以偿,然后反悔

在青浦区(上海的市郊),年过半百的退休女子在金店里看货,请男服务员取出两条链子。

探头录下了此后的一分钟,那会是犯罪的全过程:那女子拿起金器,跑到店门口,此时服务员冲出,将她截住;她束手就擒。
犯罪行为,做算完了。

东西没被抢走,女人去警局自首。然后,她被判刑:蹲班房两年零三个月。

犯罪者在庭上说:(我)没有固定居所,想住到监狱里去。

电视上也出现了审理此案的女法官。她比较年轻,从容地向记者介绍:“了解下来哦,她是有退休收入,也是有积蓄的。(她)到市区住了五星级酒店,一共住了一个多月,把三十万积蓄全部花完了……”

电视上的信息差不多就只有那么多了——想要改变生活,住进豪华酒店,一个月花完了积蓄,感到接下来没有住处,想住进监狱,这就开展了必然被立即拿下的罪行,此后“如愿以偿”,住进监狱了。

晚间新闻的播音员说:经司法鉴定,犯罪者有完全行为能力。

并说:她感到后悔。

那时,画面上再次出现女犯。她面朝镜头(不面朝的话,也没什么差别,因为她的脸上只有一团浆糊状的斑块)讲出如下意思:进入监狱后,发现现实和想象中的有差别,所以后悔了。

她的语速很平稳,所说的信息虽然总体上很荒唐,但细节上却非常符合逻辑:因为感到“现实和想象有差别”,所以才后悔——监狱生活不如自己的预期——并不是因为犯罪行为本身而后悔。

我上网搜寻,在另一段新闻里看见了相同的报道。

但是,后一段的报道中增加了一层关键信息。播音员说:犯罪者患有一种叫做“恶劣心境”的疾病,但她仍然具有完全行为能力。

“恶劣心境”?

网上说,那是持续的、中度或者轻度的抑郁(虽说不是“重度”的,但患者也会想死,并且认定自己毫无未来可言——明天不会更美好)。
无论是哪一段新闻,都没有说明案发时间。

我留意了监控录像右上角的时间戳,发现“闹剧”是在2020年2月27日发作的——那时候,疫情正在蔓延,她的“恶劣心境”恐怕会加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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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行二:剁下了妈妈的头,却不用坐牢

罪行在2018年10月爆发,在2020年的夏天出现反转。

罪行爆发于台湾桃园。有位33岁的男子(从照片上看,此人形象蛮好,一点也不狰狞)用菜刀砍了母亲,总共砍下37刀,导致妈妈身首分离。

杀人者还拿起人头,来到阳台上(12楼),再将人头扔出去。

“妈妈的头”,划出血淋淋的抛物线,滚落到一楼的中庭(高空抛物,在内地算是犯罪,即便扔下一个塑料罐子也会被抓起来,何况扔下的是人头?)。

“妈妈的头”下落时,儿子高喊:我爱XXX(人名),万岁万万岁。

此后,他将家中的许多家具扔入空中。

妈妈的头如同家中的物品——儿子都不想要了。

案发后,警察与顽抗的逆子搏斗,撬门后使用了辣椒水。

地方法院一审判处其无期徒刑,两年后,高等法院的二审驳回原判——弑母者被改判无罪

高等法院的理由是:砍杀前他吸了毒,已经“完全丧失”辨识行为违法的能力。

走出看守所后,这位35岁的男人被送去了卫生局——去接受身心治疗。

2020年夏季,台湾司法制度改革是一个社会议题,执政党和在野党都在研拟“公民陪审制度”。

在该制度诞生前,法官仍然需要独立断罪和量刑。

无论如何,改判弑母者无罪,会让许多人感到迷乱。难道说,在罪案前吃点迷幻剂就可以免罪?

法官定然有其说法,但我看不到他(她)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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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行三:老男人勒死了儿子,乡亲们认为他没做错

我所在的江岛,基本上是风平浪静的。如果你让无人机升空,从高空俯视一下,会觉得心旷神怡。但降回人类眼光的基准线内,深入许多门户,就会见证畸形的波折——这一点,台湾桃园如此,上海崇明岛(我所在的岛上)也一样。

前段时间,在岛上的电视专栏内,出现了一位杀了人的老父亲。

他在自家的屋子里出境,露出半截身子,以不卑不亢的表情和语气,对着镜头侃侃而谈,述说自己的儿子有多坏。

然后他说:所以,我就勒死了他——绳子套在脖子上,一拉。(他甚至流露出了如下的意思:如果他不顺势而为地杀人的话,自己会在日后被杀。)

一些岛民从事渔业,家中备有绳网,用它们来勒死什么人的话,也是很合适的。

那位父亲(六十几岁的样子),勒死了儿子。

基本上,老男人的手未被镜头摄取,但在讲到“勒死儿子” 的高潮时刻时,他试图扬起手来。

此时,我看见:他的双手被拷在一起。

带着手铐的、等待被裁决的杀人者,回到作案现场;他对着镜头,讲述被害者有多该死……这合适吗?

在男人讲述的过程中,许多村民(邻居)的声音和形象也被剪辑进来。他们纷纷说:这个儿子不好呀,一直要讨钱,还打他爸爸;他爸爸辛苦啊,我们已经联名写信给法院了(为之求情)……

我不知道该案最终被如何了断。

那位神志清爽的杀人者必然会被减刑吧?电视台居然可以在审判前做出这样的节目?难道不会妨碍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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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桩奇怪的罪行介绍完毕了。

前面已经说过:单独看起来,每一桩罪行都有适当的解释——抢东西就该蹲班房、磕了药就会没理智、不杀他就永远不得安生了……

但连接起来看,确实让我觉得不对头。

我不知道问题出在何处。

基本上,我觉得女人被判重了、男青年无罪的话有点“负负得正”的邪门感、老汉似乎不该那么坦然地说自己的儿子是败类……

但现实就是如此运作的。

孤立地,遵照隔绝的规则——不一定是好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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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1)要是作家可以挨近的“罪行”的话,就能写出很有意思的东西吧?一定可以写出新闻记者视角之外的动静。

2)我留心到一个现象:在英文podcast世界,涉及犯罪的节目一直是大热门。很多调查记者和“叙述者”(拿着话筒和笔)挨近各种“罪”,以独立的方式和角度,在司法系统完成工作后,继续做追溯。他们要澄清一些事情吗?有时候是,有时候又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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