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困于性高潮般的体验:关于《十七岁》和《政治少年之死》

大江健三郎的《十七岁》和《政治少年之死》是个整体。它们以第一人称叙述,讲述一位少年的心路。

半年多的时间里,该少年受困于性高潮般的体验,在个体和群体的间隙里急急探索,建构出自己够不到的偶像,参与暴力行动,妄想出辉煌的图像,行刺与他无关的人,耐受激情也耐受死寂,最后上吊自杀……

将尸体放下来的警察闻到了精液的味道。——这是小说的最后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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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少年之死》中少年,在某年的暮春时,迎来十七岁的生日。那时,他既对肉身上的发育感到骄傲,也因为频繁的手淫而羞愧和懊恼。

身体性的压力,需要溢出——当少年把孩子气的局促放上祭坛后,就会不自觉地望向社会,那是真诚而无可指摘的探看——少年们,需要探索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关联(对少女而言,事情也差不多吧)。然而这类探索,很有可能徒有其名,并会偏离轨道而不知……少年们,毕竟是少年,极易沉溺于自我——自己何其特殊哟,又何其虚弱哎;而政治是什么呢?——成年人都未必弄得明白,何况是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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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政治少年之死》中的少年只是知识分子家庭里的寻常学生,乖乖呆呆,尚没有涉足狭义的政治。他只是朦朦胧胧地,把心偏向左派那边——多数的学生,大概都会那样吧?

当他试图端出“鹦鹉学舌”一般的话语,和年纪稍大一点点的姐姐论辩国政时,心里很快没了底气——起劲手淫般的兴奋劲头,迅速转变成张口结舌和脸红脖子粗,随后带出连绵不绝的自我否定……

初夏迫近时,少年被一些身体性的东西催逼,干出了自己未曾想的,挺野的举动,于是多少有点意外的,被一支右派政治团体接纳了。

那是一个以效忠天皇为旗帜的党派——皇道党。在诸多右派势力里,该党绝对算不得大——甚至类似于大党的附随组织一样,其主要成员都是三十五岁以下的年轻人,头目是位年长不少的中年。

少年的政治立场,就这样,迅疾无痕地,调转了方向。

热天里的少年,既见证了唇舌之争,也置身于街头暴动的漩涡中——与左派学生对干,那是比较狠的冲突……

到了盛夏将死的时候,少年的心意再度偏转:他不想全然服膺于皇道党的规则,尤其是,觉得在天皇与他本人之间,何须横亘着一个的中气不足的中年人(那党派的头子)?

他希望直接地,把天皇树立为唯一偶像,并和那偶像发生独一的、隔空的互动。

在他坠入心灵的极端孤独中,并在那种境界中谋求爆裂前,他还做过一点点无效的探索。

那是在夏末秋初时——少年曾试探性的,走近过一位自立门户的,三十五岁的“前皇道党成员”。后者曾亲历战场,总是心心念念于死去的兄弟,妄谈速速去革命之类。少年很快理解了:对方在政治里要达成的东西,和其本人所想获取的,绝不是一样的。

因此之故,少年没有归向他,而是陷进了更加自我的世界中——他去了一个农场劳作,过了一阵子不想自慰和做爱的日子,在身体里积攒了一些等待喷涌和坠落出来的东西(既如精液蓄积,等待溢出;又像胎儿生长,盼望分娩)……

初秋,临界点来临,积蓄的东西令他焦灼难安,他便匆匆开展了一场“孤狼行动”——去刺杀一位左派活动家。

他甚至是随机地,选择了一个该死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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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少年之死》的第7节上——故事本身已经向着终点冲刺而去了——作者却叫了一次暂停一般,安插进了几段“多角度记录的,超慢速的镜头(我自己的话)”。

他使少年借着新闻影像,对刺杀行动本身,做了种种回看。

某些关键位置上,甚至是逐帧逐帧地回看……这里面有很多长句——作者喜欢写长句——用以表达一些瞬间里的体态和心意……

作者的这段安排,让虚构小说和真实事态形成了叠合——事实上,在真实的世界里,有个叫做山口二矢的人,于1960年时刺杀了一个左派的政治活动家;而当年,行刺者年仅17岁。

现实中的那场行刺,在一次政治集会上发作。其现场,恰好有拍视频的人,便完整地录下了让人肾上腺素剧增的瞬间。而那里面的某一帧,被特意地选出来,变成了一张有名的新闻照片——据说得到过摄影奖——就是下图:

大江健三郎在写作《政治少年之死》时,恐怕多次看过那段视频,或者这么说吧:在他的脑子里,他多次放映那种景象,并迫使自己,用一个右派少年的幼稚的心理,去体味那里面空气:混杂了血、汗、唾液,和亟待奔涌出的精液(至少在象征的意义上)……

因为虚构小说的和现实社会形成了一定的关涉,大江健三郎本人据说遭受了威胁。《十七岁》 和《政治少年之死》也不便在日本再版。

很明显的,大江健三郎和很多知识分子型的小说家一样,既不待见“右派”,也不怎么喜欢“集体”。但他心中,定然有着和其塑造的少年相似的,一些身体性的冲动吧?(许多冲突,会在肉身里面自动涌现,又自动隐没吧?)

如不抗拒上述两点的话,我想下面的几个讲法就容易理解了:

大江健三郎对右派少年的心路的设置,是囿于其本人的!即便它关联着普遍性的、身体性的感受。

万万不要认为大江健三郎看穿了某个右派刺客,事实上,他只是把一个社会事件虚构化,令其成为艺术创作中的原料,并且在实现那作品的过程之中,挣脱一些辖制着他的东西。

让我讲的简单明白一点:《政治少年之死》中的“我”和山口二矢的心路历程可能完完全全不一样!

作家,和其他有一定话语能力(或权力)的人一样,不可以滥用“同理心”去达成什么。而如果读者硬要觉得作家具有高超的“同理心”,好像洞穿了什么东西一样,那就未免太过少年,甚至太过幼稚……

所以说,威胁大江健三郎的右派,未免有点少年气……

但没办法,世界就是这样运转的——总有一些作家,要透过有褶皱的句子和段落,去达成复杂的心意;又总有一些人会觉得,那些东西十分简单,只是对现实世界的错误的、狭隘的、甚至有点娘娘腔的复制而已……而为了现实能够”更现实“,那些复制可以休矣。

这里面,足以引出一个宏大的问题,就是“小说创作者”和“社会活动者”之间的关系。

在此,我一时间无法也无意继续展开该问题,就让我把讨论的对象,拉回虚构的、特定的小说的本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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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少年之死》中的少年,在小说的尾部被拘押起来,受到态度过分友善的警察的盘诘。

在此期间,他诚实地整理了一番心路。警察未必听得懂他在说什么。

这个部分的描述,容易让我想到加缪的《局外人》之类的作品:一个杀人者之所以杀人——之所以执行一种极端举动——未必可以用很笼统的动机加以解释。

世界挺荒谬——就是说,不是处处都有一套彼此可以共享的、单一的逻辑的——投身政治和孤绝于世,都难以全然地,挣脱掉那种荒谬。

文学小说,许是对付这种荒谬的一种技术。而频频手淫,和身涉暴力,也未尝不是……但前者更加安全。

总体来说,文学这种东西,对个人虽是毒素,但也有以毒攻毒的作用吧?


《十七岁》及《政治少年之死(十七岁续篇)》,大江健三郎


我所读的版本:

《政治少年之死》,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

译者:郑民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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